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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十六国的华夏化：“史相”
与“史实”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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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十六国”
及其华夏化“史相”
的反思
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中，北方的各种非华夏势力被发动起来，最终他们脱离司马氏诸王的控制，攻陷了洛阳。
华夏的晋帝国退守南方，北方从此开始了被史家称为“五胡十六国”
的时期。
正如这一名称所显示的，学者一般从族群的视角去把握此时期的历史，从而得出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群相继兴盛与扩大、又衰落而消失的图景。
因为族群被看作是这一时期历史的主体行动者，所以族群间的融合，如汉化、胡化、华夏化、鲜卑化等成为重点关注的问题。
而解释这些变化，主要从语言（胡语和汉语）、姓氏（胡姓和汉姓）、生产生活方式（游牧与农耕）、社会组织（部族与编户齐民）、官僚制度（胡制与汉制）等方面进行。
从这一路径进行的研究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成果，构成了我们对五胡十六国史的基本认识。
然而必须承认，十六国中没有一个政权是由单一族群组成的。
即使是各国的统治集团，在族群意义上也是多元的，这一点也为众多学者所注意到。
如吕一飞指出，汉赵国的政治结构虽以南匈奴五部之众为核心，仍以“其他胡族”
尤其是人口众多的氐、羌为准核心，再争取晋人大族的支持。
[1]陈勇从对刘聪麟嘉二年（317）刘乂案的政治史研究出发，指出匈奴与氐羌的联盟是汉赵立国的政治基础，而这一联盟因刘乂案而瓦解成为汉政权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2]氐羌在石赵政权中依然占有重要地位，从蒲洪、姚弋仲受到石虎的优礼不难推知。
而且以蒲氏和姚氏为首的枋头、滠头集团本身也不是单一的族群，苻氏集团中有南安羌，姚氏集团中有略阳氐。
[3]前秦在淝水之战后一蹶不振，主要是由国内的异族势力如慕容鲜卑等的反叛造成，而慕容垂借以复国的力量中丁零翟斌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不能说仅凭鲜卑一族之力。
刘聪时创立的以单于台系统管理“六夷”
，从而实现“胡汉分治”
的制度，为石赵、前燕、前秦等众多政权所继承，也说明各国都有数量众多的“六夷”
需要特别管理。
[4]在此意义上，如将汉赵称为匈奴国家，将前燕称为鲜卑国家，或将前秦称作氐族国家，都是非常不准确的。
另外，被泛称为五胡的匈奴、鲜卑、氐、羌等并不以族群集团为单位进行活动，匈奴除了政治组织明确的“五部”
之外，尚有众多“杂胡”
与刘渊集团毫无关系，如屠各路松多就曾起兵与刘曜对抗；[5]被冠以鲜卑之名的部落分布于从辽东到河西的广大地区，即使地域邻近如秃发、乞伏、吐谷浑，也始终处于势同水火的对立状态，并未因“族属”
而产生任何认同感；仇池杨氏虽为氐族，终难免为苻坚所灭、民徙而地空的命运；当姚氏自立反秦之时，同为羌人的雷恶地却效力于苻登。
以上种种都说明族群不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不能天然地作为历史学至少不能是政治史分析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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