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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张氏“晓然于欧美富强之机，每为皇上讲述，上喜闻之”
，成为“启诱圣聪”
倾向变法的主要大臣之一。
[31]他不仅通过“密进康（有为）所著书”
[32]推动了康氏的进用，而且再次向光绪帝举荐了黄遵宪。
《日本国志》之进呈即源于张氏之介绍。
《日本国志》是详细介绍日本历史特别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历史的著作，其中深含着黄遵宪想通过叙述明治维新的改革历史来启发国人的思想动机。
该书正式出版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秋冬之际，在士林中引起了很大反响。
梁启超为之作后序，谓读《日本国志》乃“知日本之所以强”
，并由以“知中国所以弱”
，视之为开民智、促变法的理论篇章。
该书在戊戌年就有三个版次的刻本，可见影响之大。
张荫桓将这样一部变法著作介绍给光绪皇帝，其用意不言而喻。
[33]据翁同龢日记戊戌年正月二十二日（1898年2月12日）记：“上向臣索黄遵宪《日本国志》，臣对未洽，颇致诘难并论外人入觐，将以舆马入禁门，上意谓可曲从，臣谓不待请而先予，恐亦非礼也。”
次日又记：“是日以《日本国志》两部进呈。”
[34]深居禁城的皇帝为何突然宣取《日本国志》呢？从翁受申斥的情况看，似非枢臣介绍。
从皇帝获取信息的途径去考察，这当与张荫桓前一日独对时奏言有关。
正月二十一日（2月11日）张氏日记云：“蒙召对，问德亲王来华事，跪对两刻余。”
[35]隔日皇帝向翁表示拟允“外人入觐以舆马入禁门”
即出自张氏这一天的建议。
《日本国志》也应是这天由张荫桓推荐给光绪帝的，联系张、黄长期以来的政治交谊，这种解释似无疑义。
“定国是诏”
颁布后的第三天，内阁学士徐致靖上疏公开保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张元济和黄遵宪五人。
徐氏在折中称黄“于各国政治之本原无不穷究。
器识远大，办事精细，其所言必求可行，其所行必求有效。
近在湖南办理时务学堂、课吏馆、保卫局等事规模宏远，成效已著”
。
并称“（黄）若能进诸政府，参赞庶务；或畀以疆寄，资其扬历，必能不负主知，有补大局”
。
[36]这番荐语并非溢美之词，是对黄氏才识的中肯评价。
据考，徐氏此折系由康有为、梁启超密谋草拟的。
张荫桓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参与者之一，[37]该折也反映了张积极援引黄氏的个人倾向。
六月二十三日（8月10日）光绪帝任命黄遵宪以三品京堂出使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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