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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纬天地：逸出内圣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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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演变到宋明时期，内圣逐渐成为主导的价值目标，儒学在某种意义上取得了心性之学的形态。
相对于原始儒学，理学（宋明新儒学）对内在心性的完善确实予以了更多的关注，在朱熹对陈亮的诘难中[4]，传统的外王几乎完全为内圣的价值追求所涵盖。
然而，至明清之际，“天崩地解”
的历史剧变开始使理学的如上价值取向越来越显得苍白贫乏，而理学家的心性之学也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环。
在总结明亡历史教训时，明清之际诸儒几乎都追溯到了内圣压倒外王的理学价值定势。
于是，从理学（宋明新儒学）回归原始儒学，便成为明清之际普遍的时代要求。
尽管明清之际诸儒对理学的态度不尽相同，如一些人较多地批评了程朱理学，另一些人着重以陆王心学为抨击对象，但在总体上却表现出一种相近的趋向，即抑宋明理学而扬原始儒学。
王夫之虽吸纳了宋明理学的某些思维成果，但同时又对其做了多方面的责难：“朱子以格物穷理为始教，而檠括学者于显道之中；乃其一再传而后，流为双峰、勿轩诸儒，逐迹蹑影，沉溺于训诂。
故白沙起而厌弃之，然而遂启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
[5]在王氏看来，与宋明的理学家相对，古之儒者则无狂思**理之弊：“抑古之为士者，秀而未离乎其朴，下之无记诵词章以取爵禄之科，次之无权谋功利苟且以就功名之术；其尤正者，无狂思陋测，**天理，蔑彝伦而自矜独悟。”
[6]正是基于如上的历史比较，王夫之提出了“六经责我开生面”
的主张，而复兴经学的内在意蕴则是复兴原始儒学。
在顾炎武那里，以上的历史意向得到了更明确的表述：
然愚独以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
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
[7]
这里的经学即本然形态的儒学，所谓理学即经学，实质上即要求从明心见性的理学，回到儒学的本然形态。
顾炎武曾批评宋明理学“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
[8]，而理学即经学正是与之相对的反命题。
这一主张当然并非明清之际首次提出，早在明代嘉靖隆庆年间，归有光即已有类似的看法：“天下学者，欲明道德性命之精微，亦未有舍六艺而可以空言讲论者也。”
[9]不过，归氏的见解虽然为尔后的儒学复兴提供了理论先导，但在当时并没有产生重要的反响，唯有到了明清之际，以深入的历史反省为前提，从心性之学向原始儒学的返归，才成为普遍的思想呼声。
作为一种时代思潮，向传统儒学的回溯当然绝非仅仅为了发思古之幽情。
从价值观的演进看，复兴原始儒学的真正意蕴，首先在于价值重心和目标的转换。
为了具体地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看一看清初之儒黄宗羲对原始儒学内涵的阐释：
儒者之学，经纬天地，而后世乃以语录为究竟，仅附答问一二条于伊洛门下，便侧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
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扦边者，则目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
徒以生民立极，天地立心，万世开太平之阔论钤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尚论者以为立功建业，别是法门，而非儒者之所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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