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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存在论（Ontology）”
格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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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与生存论必然是置身于存在及存在论的话语背景中的，而且，生存与生存论问题恰恰是通过对存在论话语系统的清理引申出来的。
但我们首先就需要面对一个不仅自身语义极其复杂，而且汉译语境看起来更为繁杂的存在论话语系统。
由于生存论一直是与存在论话语系统纠缠混杂在一起的，以致当提到生存论时，人们差不多总会有意无意地与自己熟悉的存在论画等号。
[1]事实上，无论是作为存在论根源的生存论，还是作为存在论之“终结”
的生存论，都是有别于存在论的，这种差别恰恰是随着存在论的不断理论化和抽象化而逐渐形成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存在论话语系统地清理和分辨实际上也意味着敞开并确定生存论的语义关联。
存在论（Ontology）是哲学的核心理论，顾名思义，存在论即关于“存在”
的理论，是关于存在是什么以及存在如何存在的理论。
存在论虽然是在17世纪才由一位德国经院学者郭克兰纽命名并由沃尔夫加以系统化，但就存在论这一学问而言，则是早已由古希腊哲学确定了基本框架及理论内容的，存在论本身就是古希腊哲学的典范形态。
[2]
但这并不表明Ontology的含义是确定无疑的。
古希腊哲学的Ontology并不是一开始就确立起来的，更不是一劳永逸的理论体系。
当我们面对存在论理论时，首先要面对的是这一理论本身以及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复杂性。
如果说任何一种哲学观都包含着相应的Ontology，那么对于主张不断追求理论超越的西方哲学传统来说，后来的西方哲学显然有理由构造与古希腊哲学的Ontology有所突破甚或根本不同的Ontology结构。
Ontology的复杂性从历史角度上说源于其核心概念toon（tobe）在西方思想演进中的复杂性，从本质上说则是源于哲学家们不同的哲学观念，不同的哲学观念不过是各自不同的生存论（或隐蔽的或自明的、或有神论的或无神论的）的理论表达形式。
这种状况必然导致人们对Ontology的不同理解，所谓存在论差异其实是一直就存在的，而存在论差异的根源处或许正是人们在进行存在论的理论构造时很少去考虑的生存论差异。
更为复杂的是，由于Ontology在文化传播中与异文化传统及其语言习惯的冲突、融汇与涵化，一方面使得在西方哲学那里本就十分复杂的Ontology的异文化翻译更为复杂，另一方面，文化传播的结果则使得Ontology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异文化内涵，任何一种形成一定语言习惯的误解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并值得异文化所尊重和珍惜。
Ontology的汉译问题就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
近二百年西学东渐的学术传播史与汇通史已经构成丰富的汉语存在论话语系统。
实际上，要进入生存论，就必须要进入汉语言语境中的存在论，而这本身又必然需要对Ontology复杂的汉译问题有一个基本的区分与把握。
近百年来，Ontology先后被译为“物性学”
“万有学”
（卫礼贤）、“实体论”
（陈大齐）、“本体论”
（樊炳清）、“本体学”
（常守义）、“本体问题”
（刘强）、“万有论”
（陈康）、“凡有论”
、“至有论”
（张君劢）、“存有论”
（唐君毅）、“有根论”
（张岱年），“翁陀罗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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