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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总体性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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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本不可避免，如同对象化一样，物化是人确证自己对象性存在的方式。
但是，一旦物化状况无视人甚至于直接与人对立，或者对象化直接表现为对象的丧失，那么物化就会导致人的活动与人性的疏离，即异化。
现代人的异化状况已被看成一种事实性的存在。
这一方面是因为现代人日益发展的自我意识能力，另一方面也与现代人面对的日益尖锐的生存悖论有关。
不过，这都是从对异化的理解方面而言的。
我们说异化不断加深，说的正是仍在深化着的历史性的人的异化：一方面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系统日益使人物化，另一方面物化的生活不断把人驯服为整个社会系统的工具。
现代性的目标之一是要解放个性，使个性得到充分彰显，但现代性的过程却是个性整体化为一种宏大的文化工程，这一文化工程实现了物质生活与经济政治关系的协调与整合。
在这一过程中，抑制个性的彰显显然被看成一件正常合理的事情，甚至于被认为能为个体所自愿接受。
也就是说，个体自愿接受整体性的约束日益成为他获得和实现生存的条件。
如果个体难以实现与群体的整合，就必须接受或主动进行心理与精神治疗，并不是人人都能够或愿意接受这种治疗，那些难以接受治疗的人往往会成为或主动选择成为社会的边缘人。
边缘人的出现是颇有意味的，他们的出现既是基于一定的经济与政治关系，更重要的是表征着一种文化类型。
用传统的异化观点来分析边缘人虽然不无根据，但多少有些偏狭。
这里已经涉及当代人异化的新的类型——总体性异化。
按马克思的看法，异化乃人同自己的劳动活动及其产品的对立，以及在此基础上人同自身类本质的对立，关键是人与人的异化。
马克思显然是从经济关系的异化入手来分析异化现象的。
看起来，经济关系的异化是人的异化的根源，但接下来的问题在于，一旦经济关系的异化得以克服，是否就意味着异化的根除。
当代人的生存状况表明，异化是人自身生存关系的总体性异化，而经济关系的异化则应当被理解为人自身生存关系的总体性异化的必然表现形式。
现时代并没有消除经济异化，因为经济异化并不只是经济关系的异化，尤其不只是由于经济关系的异化显现出来的人的物质生活境况的严重分化。
事实上，即使就经济关系的异化状况而言也是十分严重的，现时代并没有克服经济关系的异化，而是将经济异化转移到了人的总体性异化中。
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当代人已难以形成一种健全的个性形式，以理解并接受由经济条件的改善所带来的福祉，精神生活样式并没有摆脱对经济条件的绝对依赖。
如果说传统的异化强调人成为人的物质生存条件，那么当代的异化观强调的则是人的生存条件是否转化为一种积极的生存方式与生存活动，并进而与生存意义融为一体。
对于当代人而言，对生存意义的寻求往往是一种精神上的奢求。
在传统社会，为了获得基本的生存，即使不得不驯服于某种物质制度与体系，但人还是能够意识到这种生存条件与要求的外在性，而且一旦可能还能够对这种非人的生存境况做出恰当的识别与批判。
在这个意义上，对现实文化或政治的批判或反抗实际上存在着一种浪漫的精神气质，并且这种浪漫精神是有意义的并且是值得培植的，它是传统人文主义的核心。
但是，在现时代，日益加深的物化已逐渐吞没了早先那种古典的浪漫精神，甚至于精神的反抗本身就变成无聊和荒诞的表现。
相比做一个清高的批判者，人们更愿意把自身同化于工业化与资本主义流程中，马尔库塞曾形容为“机械时代的舒舒服服的不自由的奴隶”
。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获得优裕的生活条件的不言自明的前提就是“生活的刻板化，以及对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的认识加以抑制”
[7]。
生存条件的改善无疑是导致这种变化的重要原因，但其中暗含着另一个原因，这就是当代人对于人的生存方式与生存意义的关联已不再深究。
物化程度越来越大，以至于“生存的整个过程被人们体验成有利可图的资本投资活动，我的生命，我这个人便是投资的资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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