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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文化转型与生存论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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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论的路向是向前的，而不是向后的。
当强调此路向的回复意味时，实际上是要强调文化传统的当代意义，也是对于当下过于急促的生存论进程及其问题的预警及可能的治疗。
这里不妨在生存论的背景下讨论中国文化当代转型及其意义。
自近代以来，西方中心主义日渐强化，在这一意义上，中国文化一直没有免去“他者”
角色。
但是，恰恰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转型就是以被动进而主动的方式摆脱“他者”
的过程。
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更是通过选择并接受西式的现代化社会发展理论实现中国文化之现代转换过程。
我们现在尽可以对这一转换提出诸多反思（甚至做出种种历史假设），可是都必须面对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已不再是一种刺激—反应模式，而是形成了一种具有自我调适机制并且具有很强张力的自主现代性。
换句话说，中国文化正在生成一种能够相容于现代社会生存的现代性生存模式。
基于这一生存模式之上，正在完成文化传统创造性转换的当代中国文化本身就以一种参与者和建设者的身份积极地参与了全球性的现代性重建以及人类性的生存论自觉活动。
中国现代性的生成本身与生存论的人类性方向是关联在一起的。
所谓现代性即现代的规定性，而现代本身的复杂、流动性以及不断延异的总体性及自我悖论性则使得对现代性的概念把握显得十分困难。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把现代性区分为如下三个层层递进的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条件性的，即能够跳出前工业社会的物质性和制度性的生存基础或条件，这是现代性的必备条件。
但是，仅此还不够，因而现代性的第二个层面即是对上述条件的反思、审查与重建，包括现代性条件的自我理解活动。
然后是第三个层面的现代性，这就是在哲学理性重建的意义上提升人对自身超越性的生存实践活动的理解，进而进行创造性的生存论建构活动。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标示着存在论在人类性和历史性双重意义上的建构活动。
西方现代性的演进历程，或许正是上述三个层面的渐次展开。
19世纪或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性属于第一个层面上的，大工业、市场经济及其法治社会的建立、契约伦理的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化，使得西方从整体上获得了进入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
随之而来的物化乃至异化状况的加剧使西方文化精神渐次进入第二个层面，20世纪中叶以来的西方现代性基本上都是在这一层面展开的，但现代性的展开与积累同时也逐渐膨胀了总体性并且反过来消减现代性的自我反省与批判能力。
后现代性就是在这一条件下形成的，后现代性看起来是现代性的替代性话语，但实际上只不过是现代性的伴随产物，因为它既没有旨向也不可能做到超越现代性。
当下西方的现代性基本上还只是停留于第二个层面的现代性，其症结就在于它无法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不乏建设性的互动与对话一方面表现了当代西方文化仍试图借助自我超越的传统实现文化转型的努力，恰恰是这种现代性的自我迷恋与后现代性的姿态性的反叛表明当代西方文化基于自我超越的传统力量从而实现文化转型已经陷入绝境。
这与其说是理性上的原因，倒不如说是文化上的原因，也就是说，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当代文化并没有储备起能够解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文化转型的文化理论。
如果没有非西方文化传统，特别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参与，全球现代性的重建是不可能的。
因此，即使是当代西方的现代性，本身也存在着一种通过融入非西方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从而实现从西式的现代性提升为全球现代性的历史性转换。
西方文化的当代转换并不只是西方文化自身的转换，而是西方文化的人类性转换。
现代中国的历史必然也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进入自主的现代化道路以来，中国的文化转型就已经被看成全球性的人类文化转型的内在组成部分，而已经展开的中国文化转型也应该是全球现代性建设不可离弃的资源，这项本来应该属于常识的思想是值得我们认真反省的。
而且，人类文化的当代转换正是不同的文化传统之对应于经济全球化的相互调适过程，“每一个文化都在全球性文化出现的过程中，不得不有所取舍与修改的必要，以资适应新的形式”
[16]。
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文化的当代转换与作为非西方文化典型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当代转型之间并不存在某种时间上的前后关系，中国文化的转型只是从逻辑上才可以说成是“接着说”
，而从历史意义上说倒应该是“楔入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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