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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戴震的语言哲学与认识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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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关于戴震与乾嘉学术、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能够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研究戴震哲学的论者还属于少数。
李开在《戴震评传》中展开了这一研究，但并未由此看到这种语言哲学的出现对于整个清代哲学的转向意义。
我们则从中国哲学发展史的角度，着重考察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者从语言学角度来思考哲学问题的方式。
这一新的哲学思考方式开创了中国哲学的新转向，形成了不同于宋明理学，甚至也不同于明末清初的“后理学时代”
的哲学形态，使中国传统哲学初步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明晰性；在追求先秦儒家经典原意的历史还原主义的旗帜下，展开了对先秦儒家经典，进而扩大到对先秦诸子典籍的文本考察，对于重新认识、理解先秦经典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一哲学运动虽然并没有带来19世纪后半叶中国哲学形态的新变化，但由这一实证哲学精神所培养起来的“求真”
“求实”
“求是”
的精神，为中国人培养近代的科学精神提供了自己的文化土壤。
其中，以戴震为代表的哲学家群体，还为新伦理学的建设提供了思想的资源。
当然，由于这一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以对先秦儒家经典的研究为起点的，而且其理论目标带有鲜明的复古主义倾向（尽管戴震本人是托古言志），因此，其理论上的自身矛盾及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语言虽然能够通向道，但毕竟不是道本身。
经典中蕴含的思想虽然可以通过语言来把握，但对经典中的思想研究也不完全是一个语言问题，其中应该还有言说者的社会背景、个人背景和说话意图等非语言因素的影响。
而这些因素是不能简单地通过语言分析来把握的。
尽管戴震的理想是通过语言、制度、名物、训诂的综合研究来把握经典的原意，但即使如此，人文学的研究还有超越这些实证方法之外的东西。
而戴震本人对儒家经典中理、天道、道、性、命、仁、义、礼、智、诚、权等概念的定义与解释，也并非如自然科学那样，具有绝对的确定性。
恰恰相反，这些解释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戴震本人的理想，并不具有他自己所想象的那样具有客观性。
所以，我们在看到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者所开创的中国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并未完全取代其他哲学家的思考，也不可能取代其他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从事哲学思考的工作。
以章学诚为代表的历史文化学派对戴震及其学派的批评，在很多方面都是相当中肯的。
我们在有关章学诚的一章里将讨论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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