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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戴震哲学思想的历史贡献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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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前半叶的学者和哲学家从各自的学术立场和哲学倾向出发，对于戴震哲学思想的历史贡献给予了不同的评价。
冯友兰从现代儒家的立场出发，以宋明儒学的思想为准绳，对清代哲学的整体成就评价不高，认为清代哲学只是宋明理学的余绪，他们在个别问题上虽有一些新见解，然而在整体思想框架上未能跳出宋明儒学的宏规。
他在1946—1947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用英文写作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对清代哲学只字未提。
即使在他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清代哲学所占的比重亦很小，戴震只占其中的一节。
在这一节中，冯先生着重介绍了戴震哲学中的道、理、性、才四个概念，然后分析了戴震哲学的“求理方法”
，戴震对人性善恶来源问题的看法，戴震与荀子和宋代理学之关系。
基于以上几个方面对戴震哲学的认识，冯先生对戴震哲学的成就及其历史地位做出了如下评价：“由上所述，吾人可见东原之学，实有与宋儒不同之处；但东原未能以此点为中心，尽力发挥，因以不能成一自圆其说之系统。
此东原之学，所以不能与朱子、阳明等匹敌也。”
[19]这与胡适、梁启超二人对戴震哲学成就及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的评价大相径庭。
20世纪上半叶，除上面几位系统的研究者之外，像刘师培、王国维等人对戴震学说的历史贡献及其不足亦给出了自己的判断。
处在革命时期的刘师培对戴震的“达情遂欲说”
做了肯定性的评价。
他说：“孰意宋儒倡说，以权力之强弱定名分之尊卑，于是情欲之外，别有所谓义理、三纲之说，中于民心，而君上之尊，遂无复起而抗之者矣。
戴氏此言，本于《乐记》，力破宋儒之谬说。
孔门恕字之精义，赖此仅存，不可谓非汉学之功也。”
[20]
王国维在中西比较的宏观背景下，曾对戴震哲学中“理”
字的哲学意义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他对于“理”
字有如下认识：“于形而上学之价值（实在）外，兼有伦理学上之价值（善）。
其间惟朱子与国朝婺源戴氏之说，颇有可味者。”
[21]
在此认识基础之上，他又进一步分析了戴震与朱子对“理”
字理解的同与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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