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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追求“十分之见”
与批评“任意见”
——戴震的求知理想与社会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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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姚孝廉姬传书》一信中，戴震主要讨论了经学研究过程中如何获得“十分之见”
的方法论，和学者应当确立“求道”
的高远目标的问题。
所谓“十分之见”
，即上文所讲的为学当“精审”
的意思，只是用词不同而已。
而学问的“精审”
，“十分之见”
即指学问中包含着高度准确性的知识，与现代哲学认识论所追求的目标——“真理”
比较相似。
该信已经开始批评汉儒、宋儒在为学精审方面的不足与缺失之处了。
另外还旁涉学者要“深思自得”
的学术个性问题，师友之道的新见解等两个方面的问题。
这样，他的认识论思想与师友之交的人伦问题就结合在一起了。
第一，寻求“十分之见”
及其方法论的问题。
戴震这样说道：“凡仆所以寻求于遗经，惧圣人之绪言闇汶于后世也。
然寻求而获，有十分之见，有未至十分之见。
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
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导，循根可以达杪，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
以此治经，失不知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识者之辨之也。”
[41]
第二，批评汉儒、宋儒“得失中判”
。
戴震说：“先儒之学，如汉郑氏、宋程子、张子、朱子，其为书至详博，然犹得失中判。
其得者，取义远，资理闳……其失者，即目未睹渊泉所导，手未披枝肄所歧者也。”
[42]
郑玄、程、朱之学的两失在于：一是详博而不精审；二是“目未睹渊泉所导，手未披枝肄所歧者”
。
即未能认真地把一个问题的来龙去脉搞清楚。
换句话说，他们的学问均未能达至戴震心中理想的“十分之见”
的境界，即“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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