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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华夷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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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宋一代，由于过度的重文轻武，以致武力不竞。
这种情况构成了当时我国民族矛盾的突出特征。
从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的契丹南下，兵临澶州，到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元昊称帝，再起狼烟，11世纪初期的这种局面，被欧阳修形容为“四夷不服，中国不尊”
[35]。
北宋的统一之举，受到限制，而辽兵不断南下，威胁宋的安全。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宋朝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使夷不乱华”
，[36]成为边境战争的当务之急。
而在思想观念领域内，关于“尊王攘夷”
，明“华夷’之辨”
，关于内外之分的问题因而进一步突出起来。
应该指出，我国境内各个民族都对祖国文化的创造，作出巨大的贡献，汉族和各个少数民族都是祖国历史的创造者，都是要求统一的。
华夷的观念，孔子曾提出“裔不谋夏，夷不乱华”
[37]的主张。
裔，指边地，《左传·文公十八年》有“投诸四裔”
，即是一种地域概念。
而“夷”
则主要是一种文化概念。
至宋，华夷观念基本上仍是包含这两方面的内容，就是说，华夷之辨具有地域和文化两方面的意义。
（一）地域概念上的华夷之辨
11世纪初期，北宋建国已半个多世纪，然而恢复汉唐旧疆的愿望不仅没有实现，反而换来了屈己纳币的澶渊之盟。
几十万军队，甚至连一个小小的元昊政权都对付不了。
忧天下之忧，感慨论天下事，奋不顾身，可以说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共同心理状态。
这种心理状态所蕴藏的深层观念便是浓烈的华夷意识。
如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七月，元昊侵入庆州，宋军败绩，主将被擒，苏舜钦即时作长诗《庆州败》以抒忠愤，该诗的结句即是，“羞辱中国堪伤悲”
。
[38]石介在第二年作《西北》诗，亦云：“吾尝观天下，西北险固形。
四夷皆臣顺，二鄙独不庭。
……堂上守章句，将军弄娉婷。
不知思此否？使人堪涕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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