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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认同反省现代性与转向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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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公认“20世纪初，是陈独秀向马克思主义者飞跃前进的时期”
，[1]但需要指出，此种“飞跃前进”
并非径情直遂，实际上是经历了一个摇摆的过程。
例如，是年3月陈独秀发表《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的问题》，文中既承认马克思主义“很有力量、价值”
，同时，又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包医百病的学说”
，“在我们学术思想进步上，在我们讨论社会问题上，却有很大的阻碍”
。
[2]而此期也正是梁启超、张君劢诸人游欧归来，《欧游心影录》发表和缘此反省现代性思潮迅速升温的时候。
耐人寻味的是，这时的陈独秀对于反省现代性有了某种新的接近。
这集中表现有三：
其一，重新肯定了人类情感的重要。
欧洲反省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批评“理性万能”
论漠视和压抑了人类的情感。
倭铿指出：“思想本由精神生活原动力而来”
，宗教改革完全说明了这一点。
时大学问家艾勒司摩对教会弊端的认识不在路德之下，但改革之功不成于艾，而成于路，不是因为后者是大论理学家，其冷静潜思有胜于前者，而在于路德深感“良心之痛苦，有动于中，乃以宗教问题，视为一身分内事而奋起耳”
。
足见人生的成败得失，最终不在知识的考量，而在情感即精神生活。
[3]陈独秀独尊理性，他说：“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尊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
[4]重科学固然是对的，但相信“人间思想云为，一遵理性”
，却不免轻忽了情志的作用。
梁漱溟认为，陈独秀诸人的思想没有超出西方18、19世纪思想窠臼，无非坚持走人生态度的第一路向。
[5]1919年底，在北京举行的北高师学生李超女士的追悼会上，梁漱溟继蔡元培、陈独秀诸人之后发表讲话，他说：“大家要晓得人的动作，不是知识要他动作的，是欲望与情感要他往前动作的。
单指出问题是不行的，必要他感觉着是个问题才行。
指点出问题是偏知识一面的，而感觉他真是我的问题却是情感的事。”
北京的许多妇女对追悼会的冷漠，反映了情感的麻木。
他对陈独秀轻忽情感的作用不以为然：“陈先生省克人类占有性是消极的法子，这涵养与发挥情感是积极的道路。”
[6]有趣的是，陈独秀事后接受了这个意见。
1920年2月他在《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中用了很长的篇幅，专门谈人类情感的问题。
他说：我们“要晓得情感底力量伟大”
。
支配中国人心的最高文化是伦理的道义，支配西洋人心的最高文化是希腊以来的美的情感和基督教信与爱的情感。
二者的共同点，“都是超物质的精神冲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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