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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方现代思潮变动影响中国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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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前后，中西方都各自面临着“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的时代。
但是，因时代的落差，当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热衷于以欧洲19世纪的文明为范本，猛烈批判传统文化之时，欧洲人却正致力于反省自己的资本主义文明，其反省现代性与社会主义思潮的并兴，不仅标志着西方现代思潮发生了深刻的变动，而且，二者东传也给其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探究李大钊、陈独秀这两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由反省现代性转归服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进路，既为进一步研究二者的思想所必需，同时也恰成为了我们今天进一步理解与把握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变动，十分有价值的切入点。
蒋梦麟在《西潮》一书中，谈到“五四”
前后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时，说：“大体而论，知识分子大都循着西方民主途径前进，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受到1917年俄国革命的鼓励而向往马克思主义。”
[1]作为其时知识分子一般的大趋向，此种描述固然不错；但是，欲进一步探讨个人的具体思想进路，就难免显得笼统了。
丸山真男曾就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即强调必须重视一种思想提出时所包含着的多种可能性。
他说：“所谓注重观察思想创造过程中的多重价值，就是注目其思想在发端时，或还未充分发展的初期阶段所包含的各种要素，注目其要素中还未充分显示的丰富的可能性。”
[2]同样，我们必须注意西方同一思想传到中国，其影响所至，在不同人的身上可引起的多重价值和多样发展的可能性。
我们注意到，就反省现代性而言，它至少显示了三种可能性：其一，在新文化运动初期，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一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借重其强调奋进与生命冲动的意志论，着力彰显了新文化运动追求现代性和反传统的锋芒；其二，以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藉反省现代性，却是主张重新审视中西方文化关系，尤其呼吁必须重视中国文化久被轻忽的自身价值；其三，“五四”
前后，同样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反省现代性又成为了他们最终归向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思想铺垫。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反省现代性思潮固然与马克思主义有质的区分，不容混淆；但是，由于二者皆源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因之彼此又存在相通之处，是不言而喻的。
也惟其如此，国人主张反省现代性者，多对社会主义持同情的态度，却是必须注意到的。
梁启超诸人普遍关注西方社会劳资尖锐对立和工人阶级的悲惨命运，并对社会主义与俄国革命深表同情。
不仅如此，他们虽然主张藉提升精神生活以构建“合理的人生”
，但也深感到不改革东西方现存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将不免于空谈。
所以，梁漱溟甚至这样说：“这种经济制度和我倡导的合理人生态度，根本冲突。
在这种制度下，难得容我们本着合理的人生态度去走”
。
“只有根本改革这个制度，而后可行”
。
“这便是中国虽没有西洋从工业革新以来的那一回事，而经济制度的改正，依旧为问题的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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