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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代表顺应历史潮流前进的理智，后者代表恪守祖训乃至盲目排外的固执；狂热主义者以为“从自己精神生活上排他性的泉源中取得一种神力就可以把侵略者击退，而希洛德主义则不排除向外来先进文明学习以维护自己的民族利益。”
汤因比说得很俏皮：“狂热主义者是往后面看的；希洛德主义者自以为眼光向前，而实际上是向旁边看，努力仿效邻人之所为。”
（“邻人之所为”
实指先进文明）但汤因比并没有将两者视为截然分开的两橛，他认为“这两种对立的冲动始终是互为交替或彼此冲突的”
，有时甚至可以互相依存与互相补充。
日本是亚洲的一个例证，明治维新时期的政治家一方面模仿西方列强的技术革命；一方面，神化天皇并且建立神道国教。
汤因比深刻地指出：“他们想用希洛德式的手段来达到狂热者的目的。”
当然，这种目的并非日本“和魂洋才”
以后的实质性结果。
也许汤因比提出的模式不能完全适用于亚洲所有的国家，但爱国主义可以区分为感性与理性两个层次却是客观的存在。
而在中国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作为“个人心灵上的反应”
的狂热主义与希洛德主义，也未尝没有类似的踪迹。
从绵延不绝的反洋教斗争到义和团，都比较明显地在不同程度上显示出狂热主义。
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与反对外来侵略的正义性，但现今更应该严肃地总结历史经验，深入分析非理性的盲目排外能否赢得真正的民族利益，特别是要看清顽固保守势力的介入与某些守旧而又愚昧的统治者的误导，又曾为中国带来多大的深创巨痛！
其实，早在20世纪初年，辛亥一代的有识之士早已把这种政府与民间这两种非理性的排外及其恶性互动，称之为“两盲同意，二聋联盟”
，决非现代“民族主义之国民”
所应有的负责任行动。
他们提倡的是“文明排外”
。
与狂热主义盲目排外相对照的最早应是鸦片战争时期以魏源为代表的那一代清醒的爱国者。
他们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没有停留于血气之勇的义愤，而是始终以理性的忧患意识，认真研究侵略者，并且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
，亦即以学习敌人的长处来战胜敌人。
魏源更为重视的是民族的觉醒与风气的转变，认为：“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
他的名著《海国图志》虽然未能为当时大多数人所理解，然而却揭开了理**国主义的序幕，启动了此后几代仁人志士以理性精神探索自强救亡之道的思维阀门。
其后，从冯桂芬到郑观应，从康有为到孙中山，都是满怀爱国热情而又充满理性精神，或从事学理思想研讨，或从事社会革新实践，在不同历史阶段为中国走向独立富强作出不同程度的贡献。
在百余年来的中国企业家中，我们也不难发现许多具有理**国主义精神的杰出人士，如张謇、周学熙、范旭东、卢作孚等都堪称其中范例。
张謇决心投身实业就是由于“愤中国之不振”
，甲午战败以后，“益愤而叹国人无常识也，由教育之不革新。
政府谋新而不当，欲自为之而无力；反复推究，当自兴实业始”
。
这就在普天同愤的民族情绪亢奋中，呈现出极其可贵的理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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