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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犯手实做其事”
[8]，必须“手格其物而后知至”
，“必箸取而纳之口，乃知如此味辛”
[9]。
颜元实际上是形象地、具体地强调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基础地位。
魏源公开反对天人合一和万物一体的思想，与此相应，他颇多主客二分的思想，着重从认识论角度谈知行问题，他强调“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
[10]。
魏源以后的一些近代先进思想家如谭嗣同、梁启超等人也都不注重讲天人合一，他们强调“我”
或“心之力”
，实际上就是强调西方传统哲学中的主体性思想，着重讲认识论，讲主体改造客体即实践的作用，尽管他们中有的人也谈知行合一，但那已不是重要的了。
至孙中山则明确提出心物二元论，公开反对以王阳明为代表的知行合一说，提倡“知难行易”
说。
不管他的知行观有这样那样的可以指责之处，但无论如何，他摆脱了儒家主要从道德意义谈知行问题的旧传统，而专门从认识论角度谈知行问题，并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些先进思想家向西方学习主客二分思想和主体性原则的一个总结和成就，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大突破。
如果说中国哲学史在王阳明以前是以天人合一和知行合一的思想为主流，那么，中国近代哲学史，或者说得早一点，自明清之际的王船山以后，则是一段学习和发展主客二分思想和以之为基础的认识与实践理论的历史。
前者重道德修养，后者重科学认识；前者以王阳明为集其大成者，后者至孙中山而告一大的段落。
[1]《宋元学案·伊川学案上》。
[2]《语类》九。
[3]《大学问》。
[4]《传习录》。
[5]《大学问》。
[6]同上。
[7]《尚书引义》卷三。
[8]《言行录》。
[9]《四书正误》。
[10]《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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