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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是社会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通过发展规划政策的科学制定和实施，可以事先预防一些矛盾的激发，有利于社会的和谐。
第四，发展规划政策要顺应形势而与时俱进，具有相对灵活性。
发展规划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如法律的制定和修改程序严格，具有发展规划权的主管机关，可以适时对规划政策作出调整。
随着目标任务的完成或改变，国家确定新的目标及相应的指导方针和措施，使发展规划政策具有应变能力强的灵活性特点，这也是发展规划政策相比发展规划法所具有的优势所在。
（三）发展规划法与发展规划政策耦合的基础
规划法和规划政策在意志属性、表现形式、实施方式和稳定程度上存在着诸多不同，承担着各自的职能，发挥着各自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它们之间又相互依存、相互作用。
因此，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极为必要，也就是说，发展规划法与发展规划政策需要耦合，也可以耦合。
在我国，两者的耦合有坚实的基础。
第一，发展规划法与发展规划政策都产生并服务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根本政治制度，体现了广大人民的意志和要求。
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发展规划法与发展规划政策产生和发展的共同基础。
党的发展规划政策通过人大和政府转换为国家和政府的政策。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制定包括发展规划法在内的法律，无论是发展规划法，还是发展规划政策都体现着全国人民的意志。
两者都建立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上，这决定了我国的发展规划法和发展规划政策不会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轨道。
第二，发展规划法和发展规划政策都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制定和实施的，二者的核心价值取向和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
发展规划的意义在于为了实现某个未来目标而选择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能为社会所接受的行动方案。
[28]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制定和实施的发展规划法和发展规划政策，以促进经济社会较好较快持续发展为目标，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的要求，更加符合核心价值取向和奋斗目标的预期。
第三，发展规划法与发展规划政策的调节功能各有优劣，需要互补。
发展规划法与发展规划政策作为发展规划的两种规范表现形式和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存在许多共同点，但二者又存在调节功能的区别。
例如，二者调整范围与方式上存在差异，政策一般比较灵活，有较大的伸缩性，而法律则相对稳定与确定，应变性弱。
在我国《发展规划法》还未正式出台的情况下，发展规划政策起了很大的作用。
“政策不仅可以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有时甚至能够直接发挥法律调整的作用。”
[29]但政策这种社会调整手段，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例如，规划政策缺少像法律规范那样的规范性、普遍性、公开性和国家强制性，不能像法律那样直接凭借国家强制力来保障实行，调控范围相对较小，执行力相对较弱；同时，规划政策缺少法律规范所具有的系统性、稳定性和严格的责任制度。
法律的权威性、稳定性和程序性等诸多特征，使得其不仅仅是落实政策的一种工具或手段。
[30]所以，在建设我国发展规划法制体系的过程中，不能以规划政策代替发展规划法，也不能以发展规划法取代规划政策，而应该使二者在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耦合起来。
第四，中国共产党长期稳定的执政地位是发展规划法与发展规划政策在我国实现耦合的政治保障。
我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在其长期执政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稳定成熟的大政方针与政策，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指导和促进作用。
党的发展规划政策是中国共产党根据我国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国情制定的，具有连续性，同时也保障了规划政策在一定时期内的稳定性。
国家的政策在整体上是根据党的政策出台的，如《规划纲要》“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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