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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一盏灯，可以风雨夜行，做一番独特的游历；“狂”
如一把火，如一道闪电，如一个霹雳，就如同闻一多诗里说的“爆一声咱们的中国”
。
但一切还未及成型，便被野蛮打得七零八落，凋零一片了。
文明倒挂了，落后战胜了先进。
明亡后，在这巨大的历史时差中，顾炎武似乎想通了一件事，那就是：亡明可以，不能亡天下。
而天下就是中国文化，读书人要守住文化的根，做最后的抗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陶庵梦忆》以审美的眼光，一边扫描文化中国，一边留下了珍贵的中国文化之遗产。
今天，我们读狂人书，似乎可以触摸到文明的哀伤。
《陶庵梦忆》是晚明繁华世相的一个立此存照，张岱是悲凉的，他披发归隐，不与新朝合作，将生命终止于前朝旧梦中，供后人凭吊。
李渔把生存过成诗
明清之际，历史轰然飙过，尘埃落定之后，新秩序下，人们还得照旧生活。
生活与生存不同，生存可以将就，而生活就要讲究；生存遵循自然规律，而生活得遵循价值规律。
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荣辱得失是价值规律。
李渔在《闲情偶寄》里告诉我们“闲情”
是生活，生活是生存的偶得，必须料理好生存，生活的感应频率才会显现，在生存之闲时必须锦上添花，才是人的生活。
不必忌讳锦上添花，“添花”
应该是人生的坐标。
李渔的一生，是一介寒士的奋斗史。
他总是涉险于贫困的边缘，起伏如冲浪，但无论浪尖还是谷底，无论前浪还是后浪，他始终会坐在浪尖上，抓住瞬间的峰巅，钟情于生活的审美，沉浸在生活的所有细节与趣味里，顽强地活出品位来。
他对生活的挚爱，使他给予《闲情偶寄》的精神基调，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的执着。
他写作，带戏班子演戏，携一大家人游历，品吃、养生、造园子，把一个“芥子园”
营造成生存与生活的“两重天”
。
事实上，有关生活的品位，他都不妥协。
李渔比张岱小十几岁，为同代人，两人时间重叠，但他早于张岱而逝。
他们，一个生活在过去的回忆里，一个生活在当下。
隐居后，张岱开始写《陶庵梦忆》，直到一百三十年后，1775年，乾隆四十年，这本书才面世。
而李渔五十六岁时，便开始总结他的戏剧理论和生活美学，着手著《闲情偶寄》，1671年刻印全稿，与张岱的《西湖梦寻》同年付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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