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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赐履以讲理学而深得康熙帝宠信，于康熙十四年三月擢升武英殿大学士。
这以后，熊虽然离开了日讲官职务，随之又在满汉朝臣的党争中失势而被黜回乡，但是他的理学主张对于玄烨儒学观的形成，却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无形影响。
“明理最是紧要，朕平日读书穷理，总是要讲求治道，见诸措施。
故明理之后，又须实行。
不行，徒空说耳”
[2]。
玄烨的这一段自述，正清晰地道出在熊赐履的影响下，他早年儒学观的基本倾向。
玄烨的儒学观，核心是一个辨别理学真假的问题。
康熙二十二年十月，他就此作了首次表述，指出：“日用常行，无非此理。
自有理学名目，彼此辩论，朕见言行不相符者甚多。
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悖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吻合，此即真理学也。”
[3]这段话包含三层意思，第一层是说理学有真假之分；第二层是说理并非玄虚的精神实体，无非就是规范人们言行的道理；第三层是说言行如一与否，是检验理学真伪的试金石。
康熙帝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认识，究其根源，则始于与翰林院学士崔蔚林就理学基本范畴的辩论。
崔蔚林是当时朝臣中王守仁学说的信奉者，他撰有《大学格物诚意辨》讲章一篇。
玄烨闻讯，于十八年十月十六日将他召至宫内，读罢讲章，君臣间就格物、诚意诸范畴进行了罕见的直率问答。
在对“格物”
范畴的阐释中，崔蔚林依据王守仁学说立论，主张“格物是格‘物’之本，乃穷吾心之理也”
。
并且对朱学提出质疑，认为：“朱子解作天下之事物，未免太泛，于圣学不切。”
当玄烨转而论“诚意”
，指出“朱子解‘意’字亦不差”
时，崔仍然由王学出发，提出异议，声称：“朱子以意为心之所发，有善有恶。
臣以意为心之大神明，大主宰，至善无恶。”
这场短兵相接，是对玄烨形成伊始的儒学观的挑战。
当时他虽未进行驳议，但显然并不以崔说为然，而是以“性理深微，俟再细看”
[4]暂时中断了这场问答。
经过周密准备，10天之后，玄烨依据程朱之说对崔蔚林的讲章进行反驳。
他说：“天命谓性，性即是理。
人性本善，但意是心之所发，有善有恶，若不用存诚工夫，岂能一蹴而至？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学问原无躐等，蔚林所言太易。”
同时，他还就理学分野判定崔蔚林属于王学系统，指出：“蔚林所见，与守仁相近。”
[5]
在帝王面前，崔蔚林阐述其理学主张是那样的慷慨陈词，无所顾忌，这本来就为圣祖所不悦。
加以崔言不顾行，居乡颇招物议，因之更激起玄烨反感。
于是二十一年六月，在与内阁近臣议及崔蔚林官职的升迁时，玄烨的反感开始流露。
他说：“朕观其为人不甚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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