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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学与科举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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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王阳明对于科举之业究竟持何种态度呢？我们从他的文章和书信中可以略知一二。
正德三年（1508），三十七岁的王阳明被贬谪到贵州龙场。
在此期间，他写了一篇《重刊〈文章轨范〉序》（《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二）。
《文章轨范》是宋末谢枋得所作。
谢枋得参加过科举考试，并且被赐“进士及第”
的荣耀。
他为了助后来者举业之事，特意编著了此书。
侍御王汝楫到达贵阳之后，慨叹当地修习科举之业的人太少，于是根据自己的记忆，誊写了《文章轨范》六十九篇，并拿出自己的俸禄重新刊印发行，还委托王阳明为重刊本作序。
王阳明在序中阐述了参加科举考试的必要性，指出如果不参加科举考试，不获取功名，就不能出仕为官，也就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他说：
夫自百家之言兴，而后有“六经”
；自举业之习起，而后有所谓古文。
古文之去“六经”
远矣，由古文而举业，又加远焉。
士君子有志圣贤之学，而专求之于举业，何啻千里！
然中世以是取士，士虽有圣贤之学，尧舜其君之志，不以是进，终不大行于天下。
盖士之始相见也必以贽，故举业者，士君子求见于君之羔雉耳。
羔雉之弗饰，是谓无礼；无礼，无所庸于交际矣。
故夫求工于举业而不事于古，作弗可工也；弗工于举业而求于幸进，是伪饰羔雉以罔其君也。
虽然，羔雉饰矣，而无恭敬之实焉，其如羔雉何哉！
是故饰羔雉者，非以求媚于主，致吾诚焉耳；工举业者，非以要利于君，致吾诚焉耳。
世徒见夫由科第而进者，类多徇私媒利，无事君之实，而遂归咎于举业。
不知方其业举之时，惟欲钓声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尝有其诚也。
邹孟氏曰：“恭敬者，币之未将者也。”
伊川曰：“自洒扫应对，可以至圣人。”
夫知恭敬之实在于饰羔雉之前，则知尧舜其君之心，不在于习举业之后矣；知洒扫应对之可以进于圣人，则知举业之可以达于伊、傅、周、召矣。
吾惧贵阳之士谓二公之为是举，徒以资其希宠禄之筌蹄也，则二公之志荒矣，于是乎言。
王阳明将“举业”
比喻成臣下向君主进献的贡品，给世间轻视科举之人当头一棒。
同时，王阳明还对世人通过科举考试沽名钓誉的行为提出了批评：举业若无恭敬之实，则徇私谋利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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