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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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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异国，往往对某一种中国习俗或食物或花草的固执的关注，不是来自本身的兴趣，而竟也发觉是一种怀旧的向往。
譬如水仙，在寒冬里看着它的怒放，以浓郁的香味——都不是溺爱的缘由，追其究竟，竟发觉花及它的香味强烈地把我扯回童年时代春节的回忆里，为了追求那一丁点儿快要消失的回忆，于是水仙陡然变得重要起来，因为，它成了从现在搭向过往的桥梁。
过往读到听到很多怀旧的叙述，都是很北方而乡土性的，可是在我怀旧的回忆里，却反映出这时代的一种大变迁。
我虽然本身是南方人，但我相信多数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在所谓怀旧的回忆里，北方的印象可说是模糊或甚至毫无印象的。
我原籍客家，但故乡却从未回去过，一九四九年后，我们举家迁去澳门——一个依连着大陆的半岛，当时受葡萄牙殖民统治。
在那儿，我度过了平静的童年，而我怀旧的回忆，竟也是从这南方的小城开始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在这个时代的大变迁里，我们年轻的一代代表了一种现象，我们对京城的描述有如面对一堆明清的古董，我们知道它是什么，以及它的源流来历等等，但我们似乎未拥有过，也从未在那儿生活过（正如我们从未把这些古董用作日常用品一样），所以我们缺乏一种亲切感。
相反地，这个虽然名义是属葡萄牙占领地的小城，但在百分之九十五的中国人的生活圈子里，我的怀旧却不是异国的，也没有什么异乡同情的，因为，我念的是中文小学，吃的是中国饭，说的是中国话。
怀旧的感慨最大的当然是房屋的变迁（台北也自是如此）。
我的老房子闻道也快要拆建了。
这座位在风顺堂街的西洋房子，因为对面便是一座名叫风顺堂的大教堂，所以景物也是赏心悦目的，房子的后面便是澳门总督府的后花园，所以也稍分赏到一些四时花草的变化。
那时候，总有三十年前吧，我们一家匆匆从广州迁往澳门，一切都是那么匆忙，以致我种下已长芽的西瓜种子还留在广州双桂坊的花盆里，便急忙随着大人们乘船来到澳门。
那时候，父亲还固执地坚持很快便会回广州老家的，以致在澳门的家里，父亲执拗地不要添置任何家具，至于基本日常所需的家私用具，很多还是租来的。
有一家颇大、叫鸿昌隆的家具店，便租售了不少我们的家具。
后来过了几年，父亲商人本色的脑筋灵活得很，看看没有回广州的可能性，很多家私便通通买下来了，包括了一张饭桌。
那是一张圆形而两边有活叶折叠的桌子，三十多年来仍旧放在那儿，就像故乡很多的事物，很少能和城市的各种遽变相比；它们静静地躺在那儿，变成了一项历史的见证和象征。
这张桌子，以桌子本身而言，不过是一件平凡的工具而已，但每一道时光的流逝，每一种人物的消失与生长，却在桌子上“也曾一道在此吃饭”
的主题下做成了每一个掌故的成长。
真的，当年的垂髫童子，如今却在照顾儿女吃饭；当年的壮丁男女，如今却已白发沾鬓，每一种生存的事物，都是时间流逝的指针，小者如清晨的一滴雾水，黄昏的一片飘叶，都不断指向宇宙里的动和变。
假如我童年的徙移变迁代表的一种大时代的动**，那么上面那一张现已残旧的桌子却也代表了我家族的移变。
像许多南方的望族，我们在故乡虽有颇为庞大的产业，但大多数的时间都是住在省城里，也许是城里方便做贸易吧。
自大陆政权易手后，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都没有走回故乡“避难”
，而我父亲，也像当年许许多多的成为港澳同胞的中国人，举家迁来澳门。
虽说是迁徙，但却也深深感到“逃难”
的仓皇与匆促。
那时候，那张圆饭桌只有两三个人在吃饭，与当年在广州吃饭的盛况，真不可同日而语。
我的母亲因为要留穗生产幼弟，没有出来，而幼小的我，更强烈地感受到一个大家庭里面复杂感情下的摧残了。
那时候，父亲心情不好，四处奔走经商，怜疼我的竟然只有一个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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