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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君罪恶太甚，故不罪弑君的人，却说这是国民的公意。
这种对褒贬的评判，如果真能始终一致，本来也很有价值。
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写法，不单是要使“乱臣贼子”
有所畏惧，并且教人知道君罪该死，弑君不为罪；父罪该死，弑父不为罪，（如上所举的例六是）。
这是何等的精神！
只可惜《春秋》一书，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
如鲁国几次弑君，却不敢直书。
于是后人便生出许多“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等等文过的话，便把《春秋》的书法弄得没有价值了。
这种矛盾之处，或者不是孔子的原文，后来被“权门”
干涉，方才改了的。
我想当时孔子那样称赞晋国的董狐（宣二年《左传》），岂有破坏自己的写作风格之理？但我这话，也没有别的证据，只可算一种假设或猜想罢了。
总之《春秋》的三种方法——正名字，定名分，寓褒贬——都是孔子实行“正名”
“正辞”
的方法。
这种学说，初看上去觉得是很幼稚。
但是我们要知道这种学说，在中国学术思想上，却有重大的影响。
我且把这些效果，略说一二，作为孔子正名主义的评判。
一、语言文字上的影响
孔子的“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一句话，实是一切训诂书的根本观念。
故《公羊》《榖梁》，都含有字典气味。
董仲舒的书更多声音通假的诂训（如名训“鸣以出命”
号训謞、训效，民训瞑，性训生之类）。
也有从字形上着想的训诂（如说王字为三画而连其中。
《说文解字》引之）。
大概孔子的正名说，无形之中，含有提倡训诂书的影响。
二、名学上的影响
自从孔子提出“正名”
的问题之后，古代哲学家都受了这种学说的影响。
以后如荀子的“正名论”
（看第十一篇第三章），法家的“正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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