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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角出发，以大量信史资料为依据，向佛教经由西域传入中国这一学界成说提出正面挑战。
论文指出，佛教“至迟在后汉初年即汉光武帝之子楚王英信佛之前就由海路传入江阴”
，由于“事实上汉代与印度海上交通早于陆上交通”
，故佛教通过海路传入中国先于陆路。
这一新的论断无疑对学界产生了巨大冲击力，而文中关于“佛教与商人结伴而行”
“哪里有印度或中亚的商人，哪里就有佛教，佛教借着商人传到国外”
等规律性总结，也都颇具点石成金之妙。
日本史是吴廷璆的重点研究领域，在大化革新、明治维新等关乎日本历史转折的重大问题上，他的研究独树一帜，其创新性观点影响了我国史学界的几代学人，对日本、苏联、朝鲜等国际学界也产生了影响。
1955年，吴廷璆在《南开大学学报》发表《大化改新前后日本的社会性质问题》[16]一文，首次提出“大化改新封建说”
。
论文指出：“大化改新以前的日本社会既非单纯的氏族社会，也不是奴隶社会，而是一种过渡性的社会。”
“大化改新的结果，日本古代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旧的族长贵族的统治崩溃了，部曲民脱离了豪族的支配。
从农村公社关系中游离出来的公民——氏人同部曲民一道变成了班田农民。”
“另一方面，由于班田法的实施，天皇成为最高的封建领主，官僚贵族们又用各种形式取得了自己的土地，法令把农民紧紧缚在土地上，使他们成为农奴，这却说明了日本古代社会已从家长氏族制过渡到封建制了。”
由于“中国高度发展的封建制从各方面不断刺激着日本社会，终于使日本古代社会越过了奴隶制而走向封建制度”
，“自上而下的大化改新，促成了日本封建制度的形成”
。
这一论断，使我国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关于大化改新性质及日本历史分期问题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封建说”
得到学界主流的普遍认可。
1964年，吴廷璆在《南开大学学报》上发表《明治维新与维新政权》[17]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以革命与改革的“两点论”
，论证了明治维新是“没有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
。
文章指出，在封建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双重压力下开展的明治维新运动，由于没有新兴资产阶级的领导，被分为两步，其第一阶段的革命以倒幕派领导农民和城市贫民起义推翻德川封建领主制，解放农奴，建立地主资产阶级政权而告结束；第二阶段因倒幕派背弃革命而变成地主资产阶级的改革。
明治维新通过以农民为主的革命推翻了幕府，废除了封建领主的农奴制，发展了资本主义，但半封建的地主阶级仍然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它和资本家一起推行对内剥削压迫、对外扩张侵略的政策。
维新后的日本历史证明，明治政权是一个地主资产阶级政权，明治维新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所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任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得以完成的。
1982年，吴廷璆与武安隆合作发表《明治维新与资产阶级革命》[18]一文，进一步论证了后进国家中“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
。
文章指出，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不可能把封建因素完全打扫干净，因而“彻底”
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极其罕见的。
明治维新由于幕末革命形势的出现，通过国内战争推翻了封建领主制度，实现了政权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之间的转移，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从而具备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特征和社会经济内容。
文章的结论是：“明治维新完全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
如果为了说明它的特点以区别于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那么称它为‘后进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可能更妥切一些，因为明治维新之有异于西方先进国家的革命，几乎全部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后进性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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