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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会改变红细胞的细胞膜结构，让引起疟疾的寄生虫难以进入，杜绝感染，却不会让细胞扭曲成有害的镰刀状。
唯有复制（也就是说，利用无性生殖来繁殖）才可以将这种有益的混合型基因每一次都顺利传给下一代，而性却会麻木地把基因组合变来变去。
假设有一对父母，两人都是这种有益的混合型基因，那么他们的孩子们有一半可能遗传到混合型基因，而有四分之一可能遗传到两个“坏的”
基因，这会让他们得镰刀型细胞贫血症。
剩下的四分之一可能遗传到两个“好的”
基因，因为疟疾由蚊子传播，如果他们恰好住在有蚊子的地方（也就是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就会让他们成为感染疟疾的高危群体。
换句话说，性造成的组合变异会让整个族群至少一半的人口暴露在严重疾病的威胁下。
所以性有可能直接摧毁生命。
这仅仅是性的一小部分害处。
事实上，性造成的损害清单可以一直列下去，若看到它的长度，我想任何正常人都不会觉得这是件好事。
贾里德·戴蒙德曾经写过一本书《性趣探秘》，书中很奇怪地略过了这个问题。
他一定觉得答案十分明显，如果性不好的话，那应该没有任何正常人会跃跃欲试，否则我们又会在哪里呢？
就让我们假设萧伯纳当时不够机警，大胆地测试自己的手气，在小孩的头脑和外表上赌了一把。
我们也可以合理假设（这假设虽不公平但可清楚解释）那位传说中的女演员，过着维多利亚全盛时期传闻中演员的生活。
她或许有性病，比如说梅毒。
这两人相遇时抗生素还没出现，梅毒仍然在贫穷的士兵、音乐家与艺术家之间肆虐，这些人经常在夜晚造访那些同等贫穷的烟花女子。
在那个年代，因感染梅毒而发疯致死的人从不少见，如尼采、舒曼和舒伯特都让人印象深刻，这似乎是对逾矩性行为的严重惩罚。
而在那个时候，所有的治疗方法都离不开砷或汞，这些毒物带给人的痛苦，可不比疾病本身舒服。
那时有句谚语说，一晚沉溺在维纳斯臂弯里，终身囚禁于水银之星上（在抗生素发明以前，含水银的药剂几乎是治疗梅毒的唯一方法，副作用则是汞中毒）。
梅毒只是所有恼人的性病之一，其他更致命的性病如艾滋病，依然在全球各地盛行且不断增长。
艾滋病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蹿升程度，让人既震惊又愤慨。
当我写本书之时，感染艾滋病的非洲居民已有大约2400万，它在青年人中的发病率约是6%，在感染最严重的国家发病率甚至会超过10%，并且让一个国家的人口平均寿命减少超过10年。
当然这种危机由许多因素共同造成，比如医疗资源匮乏、贫穷以及同时感染其他疾病，如结核病等，但其中最大的问题还是不安全的性行为。
[2]但不管致病原因为何，问题的严重程度刚好让我们对性造成的危害有个概念。
现在再回到萧伯纳的故事，与女演员发生危险的性行为，可能会生下集父母缺点于一身的小孩，同时让萧伯纳自己得病甚至发疯。
不过他还是有优势的，而不像芸芸众生。
当女演员追求他的时候，萧伯纳已经是一位有钱的名人，这代表他更容易有绯闻，也就更容易有小孩。
至少通过性行为，他的基因更有机会在时间长河中流传下去，而不必像其他大多数人那样，因为寻不到终身伴侣（甚或只是一夜春宵）而苦恼。
我并不打算在这里讨论已经传得过于火热的性的议题。
不过很明显的是找伴侣需要成本，因此把自己的基因传下去也需要成本。
我指的不是经济上的成本，虽然这种成本对于那些刚起步要为初次约会付账单的人，或对那些要付离婚费用的人来说再现实不过。
我指的成本，是那些花在征友启事和不断涌现的交友网站上的无数时间与情感。
但是真正巨大的成本，是生物成本，现在人类社会恐怕难以理解，因为它们已被掩盖在各种文化与礼节之下。
如果你对这点有所怀疑的话，只要想想孔雀的尾羽就好。
那些华丽的羽毛，象征着雄性的生殖力与适应力，如此显眼的外表其实对于生存来说危害很大，众多鸟类求偶时所露出的多彩羽毛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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