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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甲骨文未被发现时，有人曾怀疑《史记》中商王世系的可靠性，而随着殷墟甲骨的发现，甲骨上商王世系的记载与《史记》所记几乎完全相同。
这并非偶然巧合的结果，使后人对《史记》更加深信不疑。
而从司马迁的身世也可以看出，他所记载的历史史实是可靠的。
他的祖先曾有多人在秦国做过臣僚，而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又为汉王朝宫廷中的太史令。
秦始皇地宫的构造虽属绝密，但秦皇宫廷中必有档案记录。
因为《汉旧仪》指出秦陵地宫是按“章程”
进行修建的，在后人看来，这个章程无疑就是施工图纸，这类的图纸在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已有出土，想来秦时的情况也应同此类似。
当年刘邦大军刚攻入秦国首都咸阳，刘邦就命萧何收“秦丞相御史令图书藏之”
，并且汉王朝对秦始皇陵地宫的构造应有些掌握，司马谈、司马迁也完全有资格接触这些属于机密的史料，因此《史记》中对秦始皇陵地宫的记载应当说是可信的。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局限，对秦陵地宫的深度无法准确地测出。
秦陵地宫已用洛阳铲钻入26米的深度，但经过分析验证仍是人工夯筑的夯土层，就现在掌握的情况而言，秦陵地宫至少有26米以上的深度。
而根据司马迁《史记》中“穿三泉”
的记载，应看作穿过了三层地下水。
秦陵附近的水文资料表明第一层地下水距离地表为16米，第二层和第三层地下水距地表到底有多大距离还尚无测定。
即使测定，2000多年前的地下水位和今天的地下水位显然有较大的差异，因而不能以水位的高低来确定地宫的深度。
尽管如此，考古学家还是根据有关资料对秦陵地宫深度做了比较切近实际的种种推测。
在众多的结论中，以袁仲一的为最低，他推测的结果是地宫深度不会少于24米，而刘云辉的推断结果是地宫深度最少在50米以上，这是20世纪考古界对秦陵地宫所做出的大体结论。
秦始皇陵寝地下陶制管道
既然秦陵地宫已穿越了“三泉”
，那么，地宫内部采用了什么方法堵塞或排除地下水？有研究者根据《汉书·贾山传》中“冶铜锢其内，漆涂其外”
和《汉旧仪》中“锢水泉绝之，塞以文石，致以丹漆[4]”
的记载，推断秦陵地宫的施工程序是先堵漏后防渗，即在石缝中浇灌铜液，再以文石塞住泉眼，其次在内壁涂上丹漆，从而堵绝了地下水渗入地宫之内。
这种推断固然有其道理，但仅凭这样的办法能否彻底堵绝地宫内的渗水，则引起不少研究者的怀疑。
那个当地宫封闭后，从地下水道里偷偷爬出来的青年工匠的民间故事，也令研究者对秦陵地宫有没有排水道的问题进行不断的探寻和思考。
20世纪80年代末，陕西地矿局工程师孙嘉春对秦始皇陵以北1.5公里的秦代鱼池遗址进行了考察后，大胆地否定了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所记载的单纯从此处取土而成池的说法，提出了秦人筑鱼池的重要原因就是为了掩护地宫排水管道出水口的论点。
这一令人震惊的理论一经提出，使科学界为之哗然，并议论纷纷，褒贬不一。
为判明这一理论的真伪，随后不久，水文地质研究者邵友程又来到鱼池遗址进行新的勘察。
此时古鱼池水面虽不存在，但邵友程在勘察中，仍然看到了原鱼池底部连片的荷塘和丛生的芦苇。
令他惊叹的是公路两侧与沙河东北侧三角地带的芦苇丛中，竟流出了一渠清澈的碧水蓝波，这股水和混浊的沙河水完全不同。
当他登渠问一位正洗衣服的妇女这渠水的来源时，妇女告诉他：芦苇丛里有一处“昌水泉”
，常年涌流不息，从不见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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