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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锋后的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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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鲁明将“博兴”
与“广饶”
对比后，仍倾向于广饶的学说及观点，曾提出惠民说的吴如嵩、陈秉才，尽管由于“名额限制”
未能出席在广饶召开的学术会议。
但事后得知，立即做出了反对的姿态，并反击道：鲁明这种简单的推论方法不是考察地理历史沿革的正确方法。
因为先秦两汉的地名并不是这样陈陈相因而无任何变化的。
人们很容易举出相反的例子，例如春秋的曲沃，秦代则称左邑，到了汉代又改称闻喜；又如春秋的犬丘，秦代称废丘，到了汉代又改称槐里。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因此，认定汉乐安即孙武故里的意见，不过是一种想当然的幻想式的说法罢了。
史实表明，自西汉至明清，历史上出现过乐安县、乐安国、乐安郡、乐安州四种不同的行政区域和地理区域。
不仅如此，同是一个乐安县或乐安郡，在不同的朝代其地理区域也不一样。
因而，问题要得到解决，就必须回到《新唐书》和《古今姓氏书辨证》本身上来。
宋人欧阳修和邓名世依据什么材料提出了乐安问题，这是需要追寻的一个重要前提。
清代著名学者孙星衍在其校订的《孙子十家注》附录的《孙子叙录》中，曾写下这样的按语：“绍兴四年，邓名世上其书。
胡松年称其学有渊源，多所按据。
《序》又云：‘自五经子史’以及《风俗通》《姓苑》《百家谱》《姓纂》诸书，凡有所长，尽用其说，是其书内所云，皆可依据也。”
既然是“皆可依据”
，那么，今人要讨论孙武的里籍，也就只能从此入手，寻找结论。
那么，《元和姓纂》所说的乐安，是指春秋时的乐安，还是指唐代的乐安呢？这是问题的要害。
从它的编写体例可以断定，这个乐安乃是指唐代的乐安。
它所列三个“孙武之后”
的地名都是指的唐代地名。
唐代有富阳即今浙江富阳，唐代有清河即今山东清河西。
此书如果不是记述“孙武之后”
而是叙述前代某人与孙武有关联，那就用前人所处朝代的地名。
如记述东汉孙坚、孙策、孙权就是一个显例。
它用的地名是“吴郡富春”
。
富春是东汉地名，唐代则改称富阳，均为今浙江富阳。
同是一个富阳，一处用唐代地名，一处用古地名，其编写体例是十分明确的。
这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乐安”
乃是指的唐代的地名吗？同时，这难道还不足以证明持“博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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