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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老不喜欢书写
今天我要做的，就是试着去解开纠缠在这些不同问题上的思维乱麻。
阐明我们对这些不同问题的看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去理解我们通常所说的图书、文本、文学、诠释，等等。
因而你会看到，一个愚蠢的问题是如何引出许多聪明的答案，或许还有，幼稚的采访如何产生了文化上的功能。
我们就从一个埃及故事开始，尽管这是希腊人讲的。
据柏拉图在《斐德罗篇》所述，赫尔墨斯，或叫透特，[2]传说中书写的发明者，向法老塞穆斯（Thamus）展示了他的发明，法老赞扬了这种可让人类记住善忘之事的前所未闻的技术。
但是，塞穆斯并未兴高采烈。
“我的多才多艺的透特啊，”
他说，“记忆之力乃天赐神赋，需经不断训练才可保持长青。
可人类一旦得到你的发明，将无须再磨炼其记忆之力。
彼等记事，将不再因内在之努力，而仅仅借助外部工具的力量。”
我们能够理解塞穆斯的偏见。
像任何新的技术发明一样，书写或许已经弱化了人类的力量，尽管其表面上是被取代和加强了。
书写成了危险之术，因为它减弱了精神的力量，它给了人类一个僵化的灵魂，曲解的心智，一种矿物的记忆。
牧师仇视印刷术
当然，柏拉图写的是反语。
柏拉图记下了他反对书写的理由。
但是他也假托这些话是苏格拉底告诉他的，苏格拉底向来是只说不写（正因为他从未出书，所以他在学术争论中被人毁掉了）。
现在，因为两个原因，无人再认同塞穆斯的偏见了。
首先，我们知道书籍并不能使别人想我们之所想，正相反，书籍是一种激发更广阔思维的工具。
只有在发明了书写之后，才有可能写出像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那样的出于自发记忆（spontaneousmemory）的杰作。
其次，如果人们从前为了记事而训练其记忆力的话，那么，在书写发明之后，他们仍然可以为了记住书中所说而训练记忆。
书籍挑战并改进了记忆力，而不是使记忆麻痹。
不管怎么说，法老都是一种永恒恐惧的范例：即一种对新技术成就将杀死我们认定的珍贵而有益之事的恐惧。
我故意用了“杀死”
这个动词，是因为大概1400年之后，雨果在其《巴黎圣母院》中讲到牧师克洛德·孚罗洛悲伤地看着他的教堂尖塔时（也用了这个词）。
《巴黎圣母院》发生在印刷术发明后的15世纪。
在此之前，手稿保存在少数文化精英们的手里，他们教给大众的东西，不外乎那些圣经故事、基督和圣徒的生平、道德戒律。
即便是民族的史迹，或是最基本的地理和自然科学观念（如未知民族的性格以及药草或石头的功效），也是得自教堂的画像。
中世纪的教堂就像一档永不可撼动的电视节目，仿佛可以告诉人们需知的一切，既针对其日常生活，也为他们的永生服务。
可是这会儿，孚罗洛把一本印刷书放在他的桌上，低声说“cecitueracela”
：这会杀了它，或者，用别的字眼来说，便是：这书会杀死教堂，字母会杀死画像。
书将把人们从其最重要的价值观上移走，助长多余的信息，放任对经文的解读和愚蠢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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