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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母亲含着泪说，她额上的伤疤是被门框撞的。
那一刻，我内心里产生了憎恨。
我认为哥哥已经注定不是哥哥了，而是魔鬼的化身了。
那一刻，我暗自祈祷：上帝啊，为了我的母亲、四弟和小妹的安全，我乞求你，让他早点儿死吧！
以往我回家，倘哥哥在住院，我必定是要去看望他两次的。
第二天一次，临行一次。
那次探亲假期里，我一次也没去看他。
临行我对四弟留下了斩钉截铁地嘱咐：能不让他回家就不让他回家！
我的一名知青朋友的父亲是民政部门的领导，住院费你们别操心，我要让他永远住在精神病院里！
我托了那种关系，哥哥便成了精神病院的半费常住患者……而我回到兵团的次年，成了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
。
这件事，我是颇犯过犹豫的。
因为我一旦离开兵团，意味着每月不能再往家里寄钱了，并且，还需家里定期接济我一笔生活费。
我将这顾虑写信告诉了三弟，三弟回信支持我去读书，保证每月可由他给我寄钱。
这样的表示，已使我欣然。
何况当时，我自觉身体情况不佳，有些撑不住抬大木那么沉重的劳动了，于是下了离开兵团的决心。
在复旦的三年，我只探过一次家，为了省钱。
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后，我又将替哥哥付医药费的义务承担了。
为了可持续地承担下去，我曾打算将独身主义进行到底。
两个弟弟和小妹先后成家，在父母的一再劝说和催促之下，我也只有成家了。
接着自己也有了儿子，将父母接到北京来住，埋头于创作。
在北京“送走了”
父亲，又将母亲接来北京，攒钱帮助弟弟妹妹改善住房问题……各种责任纷至沓来，使我除了支付住院费一事，简直忘记了还有一个哥哥。
哥哥对于我，似乎只成了“一笔支出”
的符号。
一九九七年母亲去世时，我坐在病床边，握着母亲的手，问母亲还有什么要嘱咐我的。
母亲望着我，眼角淌下泪来。
母亲说：“我真希望你哥跟我一块儿死，那他就不会拖累你了……”
我心大恸，内疚极了，俯身对母亲耳语：“妈妈放心，我一定照顾好哥哥，决不会让他永远在精神病院里……”
当天午夜，母亲也“走了”
……
办完母亲丧事的第二天，我住进一家宾馆，命四弟将哥哥从精神病院接回来。
哥哥一见我，高兴得像小孩似的笑了，他说：“二弟，我好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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