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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变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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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争论会有什么结果呢？
罗世文是能直接阅读俄文版列宁原著的，被共产党人奉为革命导师的列宁，在其重要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专门就应该有“必要的妥协”
作过精辟的论断。
列宁在谈到俄国十月革命后为赢得喘息时机而由他力排众议坚持与德国帝国主义签订的那个“丧权辱国”
的《布列斯特和约》时，针对一些“左派幼稚病”
患者对他的指责，举了一个通俗的例子：
假定你坐的汽车被武装强盗拦住了。
你把钱、身份证、手枪、汽车都交给他们，于是你从强盗的光顾中脱险出来。
这当然是一种妥协……但是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发疯的人，会说这种妥协“在原则上是不能容许的”
，或者说，实行这种妥协的人是强盗的同谋者（虽然强盗可以坐上汽车，利用它和武器再去打劫）。
列宁在这部著作中还特地用了整整一章来论证“不作任何妥协吗？”
这个问题。
他尖锐地抨击那些“左派幼稚病”
患者拒绝任何妥协的态度是像小孩子一样“事先把自己的手足束缚起来”
，认为“这是愚蠢，而不是革命性。”
“革命阶级的政治家不善于实行‘机动、通融、妥协’，以避免显然不利的战役，那就是毫无用处的人。”
其实，在显然不利的形势下实行必要的妥协，这种认识应该是任何有着正常思维的人都应有的常识。
当时罗世文与文强的战友，四川的一些共产党领导人、革命烈士，在被军阀当局逮捕后，就并非“愚蠢”
得像小孩子一样“事先把自己的手足束缚起来”
，只知道一味做出“浑身是胆雄赳赳”
的英雄状。
从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留下的年度报告中可知，在文强事件之前已经壮烈牺牲的中共四川省委领导干部中，除刘愿庵、邹进贤、程攸生等人是在开常委会时被当场逮捕并搜缴大量文件，无法否认身份外（即使如此，刘愿庵等人仍未承认真实姓名），其他如李鸣珂、穆青、牛大鸣等省委领导干部，都无不有过以假口供与军阀当局虚与委蛇的经历——尽管李鸣珂是在制裁叛徒后军警包围搜捕中在现场被捕，穆青、牛大鸣都是被认识的叛徒当面指认逮捕，但他们仍然拒不承认自己的真实姓名或身份，都要编造一套看上去不仅毫不慷慨激昂甚至还显得有些“丧失原则”
的假话以作“招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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