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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强是怀着沉痛的心情去到重庆的。
戴笠于他，可以说是有“知遇之恩”
。
文强是在受到中共党内左倾路线错误处理，又遭到湖南地方军阀势力威胁后，才偶然与戴笠相识并在其手下工作的。
戴笠对他，不但不要求“交待”
中共组织情况或对参加中共革命的历史进行“悔过”
，而且大胆放手任用，充分用其所长。
文强在92岁高龄时忆及戴笠之死，还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与我相处十二年，他对我是特殊的对待，我感到他对我是一贯的信任，一贯有礼貌。
我没有向他求过官，却将我的官阶升得比他自己还高还大。
事实确实如此。
戴笠自己的军衔还只是少将时，就已保荐文强升到了中将。
由此可见，尽管历来对戴笠的评价毁多誉少，但对于这样一个复杂而重要的历史人物，是不应简单片面甚至漫画式地看待的。
军统局元老唐纵在得知戴笠失事消息后，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对戴笠的评价，除去“英明果断，机智过人，勇于任事，不辞劳怨”
一类褒扬之语外，还有“约束部下森严可畏”
，“在生活方面待人过严，待己过宽”
的批评。
而戴笠对文强却似乎并无“森严”
或“过严”
的态度。
从他与文强的关系看，他的用人之道，还是有高明之处的。
文强到重庆后，下榻于枣子岚垭军统局招待所，以后移住民生路胜利大厦。
当他30年代初在重庆从事中共地下工作时，枣子岚垭还只是城外荒凉的郊野，民生路一带的马路也才开始扩建。
此时这些地方都已经楼房相接，再难找到昔日游踪了。
在胜利大厦马路对面，就有中共《新华日报》营业部。
文强不知道，周恩来驻重庆期间，常在那幢房屋楼上与各方面人员约谈。
不过，即使知道了，他此时也不会想到去见周恩来了。
军统局于4月1日召开建立14周年纪念会，并同时为戴笠举行追悼会，军统局内外勤的负责人都到了，军委会各部负责人也应邀出席。
文强作为军统局最大外勤单位负责人，被安排在致祭的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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