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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他还是中共干部时，就曾在四川国民党军阀部队中从事“兵运”
，亦即对军阀部队的士兵策反；
以后他成为军统局骨干后，又曾主持过对汪伪汉奸队伍的策反；
而这一次，他却致力于对中共军队的策反了。
由于中共军队内部高度警惕、团结一致，加上这时因国民党的腐败与专制恶性发展，人心归向中共一边，国民党根本就无隙可乘，无反可策，文强以往的策反经验完全无用。
这个徒具空名的“策反委员会”
，不到半年，即毫无成效而撤销了。
如果不用历史的眼光，而是用漫画式的政治宣传眼光去看待文强从共产党人到国民党人，从当年向共产党战友保证要对共产党友好相待变成积极从事反共活动的这一人生大转折，一定会感到难于理解。
其实，对于文强以及相当一批与他有着相似经历和思想观点，曾经在抗日战争中与共产党人一致对外并肩抗战的国民党人来说，这样的转变是并不奇怪的。
文强曾经坚决反对过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体制，甚至不惜以青春的生命与之进行殊死斗争。
但是此时的文强，经历过险遭亡国之痛的八年艰苦抗战，认定中国必须有一个坚强的中央集权政府和稳定的政治局面，才能完成外御强敌和内兴建设的历史大业。
对于同样一个独裁体制，他已经有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认识和态度了。
当年中共《新华日报》的两则报道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在1946年1月18日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分组讨论中，中共和民盟等党派代表曾将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
《新华日报》次日所作的两则报道中，分别列举了争论双方的主要观点：
国民党代表陈立夫说：“国民党以党治国是效法苏联，今天大家以多党制的理论来批评一党制，那是什么也不能解决的。”
中共代表陆定一则回避有关苏联是一党专政的情况说：“我们认为苏联制度的特点是使无权的工农知识分子有权。”
“苏联并不是一切事情都由党包办，而是由党领导人民工作。
在中国则一党专政是办不通的，中国只应实行多党政治。”
同陈立夫一样，对于站在执政党立场上的文强以及许多国民党人来说，提倡多党制就必然引起政局动乱，这是绝不能退让的重大原则。
他们中的许多人就这样怀着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信念和热情投身到了反共活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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