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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应彪注重打基础，但更高瞻远瞩，无时无刻不在关注大厦的尖顶处——中国的高等教育。
而这一方面，恰巧是当日中国最为薄弱的，最让他揪心的。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尖端人才驰骋在高科技领域，就很难与外人在各方面竞争，办厂失败的重创之巨，实在于人才的匾乏，科技之滞后。
中国要振兴，当培养出自己的科技尖子。
而这只有赖于高等教育了。
因此，马应彪成为广东乃至岭南第一高校——岭南大学董事会首位华人校董，则更是名垂青史！
众所周知，当年的岭南大学，是美国用清廷的“庚子赔款”
在中国开办的众多学校当中的一所，美其名日“教育中国人”
，因此，校董全部是美籍的。
1900年，岭南大学迁到了广州，也正是马应彪在香港创办先施公司的同时，美方为了使学校有号召力，吸引中国学生，不得不请有名望的中国学者去教书。
就在这时，后任岭南大学校长的钟荣光去当上了汉文总教习，后来又当上了学校副监督，成了学校里的巾国领导人。
很显然，钟荣光与美国人一直有矛盾，有斗争，而且，始终秘密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一直设法夺回岭南大学的教育权——也就是收回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教育权，主张“中国学校由中国人自己来办”
。
于是，他几下南洋，募集办学经费，并大力宣传这一主张。
马应彪与他是故交，自然大力支持他这一主张。
所以，钟荣光一建议他出任董事会中首任华人校董，他便感到责无旁贷——而这，则成为收回学校的重要一步。
在全部是美国人担任董事的董事会里，华人要跻身于其中，成为董事，断非易事，这不仅要有巨大的名望和大笔的投资，还需要坚实的基础与各方的支持。
但马应彪看准了，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只要有朝一日能收回岭南大学的权利，归中国人自己所有，那便是值得的。
跻身其间，纵然当时为绝无仅有，但毕竟开了个头，就好开展斗争了。
历史提供了他一个有利的契机。
1917年7月，孙中山先生从上海来到了广州，组织南下的议员成立了“非常国会”
，“非常国会”
于广州成立了军政府，以孙中山先生为首脑，称为大元帅。
其时，追随孙先生多年的马应彪，也出任了大元帅府的庶务。
恰值钟荣光这一年回国，出任岭南大学的副校长——当时称为副监督。
虽然当时校长为美国人晏文士，对钟荣光的言行进行种种限制、约束，但大的形势不同，况且钟荣光又是大元帅的故交，得到省政府和各方面的支援，晏文士的制约也就起不到多大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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