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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雍正七年（1729年）皇帝的谕旨中便称“粤东之面皆海，各省商民及外国商人，携钱买货往来贸易者至多也”
。
当清政府仅余广州一口对外通商后，全国对外贸易的商品都要运到广州出口，外国进口商品亦要经由广州经销，广州更成了独一无二的“开放特区”
，以至英国商人威廉·希克在1768年便称：“珠江上船舶运行忙碌的情景，就像伦敦桥下的泰晤士河。
不同的是，河面上的帆船形式不一，还有大帆船。
在外国人的眼里，再没有比排列在珠江上长达几英里的帆船更为壮观的了。”
发达的内外商业贸易，需要有一股雄厚的商业资本来承担商品交流的任务，于是，早期，便是大批的富商大贾的产生，后期，便是商业资本家的形成。
作为中国现代百货业的翘楚，马应彪的先施公司及其随后接踵而至的永安、大新、新新共四大百货公司，便得以破土而出，长成参天大树，成为中国20世纪的商业奇观之一。
四大公司的形成，应当说是具有鲜明的广东特色，即由海商而侨商，从而又返回故里兴办。
这一传统，是几百年前便有了的。
广东人出洋的多，在南洋形成一股贸易经商的势力，在前有梁道明，在爪哇“久而情熟，挚家住居，积有岁余，闽广军民弃万里为商，从之者数千人”
。
还有罗芳伯，在婆罗洲组织华侨公司，经营农、矿、渔业、制糖业与商业，势力遍及全洲大部。
至于广东人经商所到达的地方，更遍及全球，因此海外流传有这么一句话：“Thesuhemunity”
即“太阳无时不普照广东人的社会”
。
由于西方的殖民者人侵，在南洋、在中国沿海地区，打断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正常发展，尤其在内地，这种破坏更甚。
山西商帮与山西票号的衰亡，便是外来殖民者与封建统治者双重压迫下造成的。
而广东的民族资本主义，却在这双重压迫下顶风而上，破土诞生了。
这是值得研究的一种“特殊中的必然”
。
而支撑广东民族资本主义诞生的，不是别的什么，恰恰是积蓄已久、有相当实力的侨商。
从全国范围来看，一般来说，先是出现洋务企业，然后才能有民族工商业。
这是中国这么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资本主义畸形发展的途径，因而形成的也是一个怪胎，洋商与官商生下的怪胎。
在广州则不同，样务企业的出现，是在民族工商业之后。
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毕竟洋务运动在广东推行得较迟，经济势力不大，对民族资本主义的阻力也就相对小了一些；另外，广东是侨乡，华侨有较雄厚的实力率先投资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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