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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维科学的新理论中，有一个理论，称之为“群体激发效应”
。
我们不妨看看，中国百货四大公司，又是怎么“群体激发”
出来的。
凡是上了岁数的中国人，尤其是港、穗、沪的老人，都可以随口数出这四大公司的名称来——先施、永安、大新、新新。
人们也不难发现，这四大公司的创办人，竟清一色是中山人，而且是当年旅澳的中山人。
都出在同一个地方。
奇怪吗？一点也不奇怪。
先施公司创立在前，生意看好，郭标、郭泉、郭乐等在澳大利亚的中山人也就跟了上来。
他们彼此提携，又各有千秋。
先施创立于1900年，永安则创立于1907年，在主要经营百货业外，先施另还有酒店业及十大工厂；而永安在百货之外，则以其永安纺织厂著称，振兴实业。
两家又是儿女亲家，著名的上海实业家、后出任广东省副省长的郭棣活（郭氏第二代）娶的是马应彪的千金马锦超。
至于大新、新新公司，与先施关系就更密切了。
两家的创始人，当年均是先施公司的创始人或合股人，有的还担任过先施公司主要领导职务，如黄焕南、刘锡基——他们后来则成为了新新公司的创始人。
至于永安公司郭标、大新公司蔡兴，正是马应彪筹股建立先施而召集的第一批12个人中的成员。
由此可见，四大公司均出自中山人之手，均不以为怪。
但这并不是根本原因，亲缘、乡缘仅是一个方面。
而作为中山人，中山旅澳华侨，他们同受世界先进的商业精神所影响，又同是一片爱国热忱，这才是根本。
无疑，四大公司的创立，论贡献，当首推马应彪，可以说，四大公司均与他有关，不仅仅是影响，而且为其他公司培养了人才与骨干，这才得以蔚然成观。
老一辈人，忘不了他们的一段佳话。
当年，黄焕南于1914年到上海选择先施公司的地址时，南京路还比较冷落，于是，他派人到各个十字路口，以测出行人的流量，一个多月积累下的资料表明，南京路比浙江路行人的流量要大，于是，便作出了决定，把先施公司建在南京路北。
而第二年，郭泉从香港携港币50万元来到上海，准备建立上海的永安公司，同样派了两个人分别在南京路的路南、路北作观测，见一个人，数一粒豆子，最后又测定，路南的行人比路北的要多，于是，永安公司则定址在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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