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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拓展与深化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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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08—2017年研究概况
从2008年至2017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仍然是史学发展中令人关注的领域。
其整体状况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概括：2008—2017年发表的相关论文有200多篇，著作有近300部（包括旧版重印），举办会议40多场次。
从论文分布来看，社会史理论方法方面61篇（包括史料、田野调查与社会史研究方面4篇），社会文化史方面17篇，区域社会史方面5篇，社会生活史方面8篇，乡村史方面72篇，城市史方面28篇，环境史方面10篇，医疗史方面6篇，其他方面32篇，总计239篇。
相关的近代社会史著作出版情况，我们按14个专题内容[社会史理论与方法（包括通史）20种、社会文化史17种、区域社会史20种、社会生活史18种、乡村史59种、城市史14种、社会群体27种、灾荒与慈善救济31种、宗教与秘密社会史20种、性别社会史8种、医疗史12种、环境史17种、法律社会史5种以及其他16种]统计，大致有284种。
上述所列研究成果的主题分布，大体可以展现这十年社会史研究的基本趋势和走向。
十年间，各大学和研究院所举办近代中国社会史学术会议40多场次。
相对密集的社会史学术会议活动，一方面体现着社会史学术机构近年主要的研究着力点，另一方面也展示或代表着相关研究团队（或力量）的活跃态势。
其中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办会议3次，参与合办会议2次，论题主要集中在近代交通社会史、中国日常生活史、近代乡村社会史、华北历史地理与社会变迁以及生态环境史方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主办与参与合办会议十余次，论题分别为：近代中国都市与乡村、社会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国历史上的生命、生计与生态、华北城乡与近代区域社会、中国历史上的国计民生等。
首都师范大学举办（并参与合办）会议5次，主题分别为：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的社会保障与区域社会、西方新文化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等。
此外还有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华中师大以及山西大学相关社会史研究机构举办学术会议。
2008—2017年的史学研究中，近代社会史研究仍然占据主导性地位，不仅论文和著作发表总量持续稳定增长，而且研究主题也不断深化并拓展延伸，其学术的活跃状态和发展趋势令人瞩目。
（二）研究热点与问题聚焦
就上述研究状况的呈现而言，不难发现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向。
从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出版的学术著作两大项看，乡村史仍然是学者们相对集中关注的领域，分别占到了论文的30%以上和著作的20%以上，远远高于其他主题内容。
2000年以来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就逐步聚集了一批学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和论题上都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
这一研究态势仍在持续发展，且有更为深入的拓展和提升。
当然，乡村史研究论题方面也有了新的话语或新视野的拓展，譬如乡村治理成了新的关注点。
任吉东的《近代华北乡村社会治理的双重话语——以获鹿县为例》一文认为，传统的获鹿县乡村治理是通过一种经过长期演变产生的内生制度而实现的，进入近代后，乡村社会治理出现了原生态组织与嵌入性机构并存的局面，出现了地方话语权与行政话语权的双重存在与动态平衡，成为近代乡村治理形式中独特的一幕。
①彭澎在《近代乡村治理的法权结构变革与法制转型研究》一文中提出，国家治权、乡村权威与乡民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影响近代乡村治理法权结构变革的主要因素，三者关系的协调可以为解决和处理当代农村基层治理问题提供认识论视角与方法论参考。
②
也有学者在传统论题基础上融入了“乡村治理”
理念。
潘洵、李桂芳的《卢作孚与中国近代乡村现代化的“北暗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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