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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再谈“社会学化”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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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近代社会史学科建构的“社会学化”
②问题，最早由我提出。
这一观点后来被许多学者认同并被广泛引述，同时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
赵世瑜认为，“目前中国的社会史研究的确不存在过分社会学化的问题”
①。
常建华在一篇综述中也曾提出过相似观点。
王先明也曾“把社会史学作为社会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可知是多么重视社会学对于社会史的影响，几年后他又指出，大量借用社会学理论、概念、范畴、方法使旧有的史学理论陷入‘失范’状态。
前后论述似有矛盾之处，或可视为作者观点的修正”
②。
与此相应的是常宗虎的观点：“近代社会史研究中绝大多数的论著根本不存在过分社会学化的问题。”
③在1994年的中国社会史学术年会上，也有学者针锋相对地说，在社会史研究中，社会学的理论、概念的运用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以此来回应我提出的“社会学化”
论。
但是，上述学者对我的“社会学化”
的理解显然有误。
我指出的“历史学的社会学化”
并不是基于社会学概念、理论、范畴引入多少的问题。
且不说任何一个学科移借“他学”
概念、范畴并无确定的量的标准，自然无所谓多与少；更何况，社会科学领域（甚至部分自然科学）中运用的概念，很多也并非某一专门学科所特有或独享，如社会结构、社会阶级、社会阶层等，我们并不能将其简单地划归某一学科所特有（如社会学），它们应该是面向整个社会科学的。
社会史理论建构中的“社会学化”
问题并不立足于此。
社会史理论体系或知识体系建构中的“社会学化”
问题，指的是“社会学理论模式”
（或社会学知识结构）先行的取向原则，即以先验的社会学理论架构为模式，将特定历史时段的史实加以填充，借以“结构”
出社会史的体系；而并不是在对其“社会历史”
运行本身做符合历史学学科规范的研究基础上，与社会学理论、范畴进行双向学科整合而形成的社会史体系。
这一“社会学理论模式”
先行取向，最先体现在近代社会史体系建构中①（但其呈现的问题却并非仅仅局限于近代）。
当然，我们不难判断，这一努力推动了社会史研究由具体问题走向体系化、学科化转变，但是它与生俱来的结构性缺憾其实也是值得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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