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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其“绪论”
所言：“进入21世纪后，随着国际新学术思潮和理念的不断引入与实践，特别是医疗史研究日渐兴盛”
，我们的卫生史研究成果才逐步丰富起来。
⑥但是余著并没有刻意地在理论或话语上逐新求异，也没有以丰富的中国卫生史料去填充或诠释西方理论模式的倾向，反而对既有的理论说教保持着足够的警醒。
他认为，大多数西方学者的研究，“无不隐含着近代（或者说西方）话语和文化的霸权以及复杂的权力关系”
。
它们不仅“无视卫生现代化的复杂性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意涵，也基本都未能跳脱‘现代化’的学术理论和叙事模式”
，尤其是由于其“过于注重对意义的探析，反而影响了对具体历史经验的呈现”
。
①余新忠强调“引入新的学术理念，在‘新史学’的脉络下进一步推动史学界的疾病医疗史研究的发展”
。
但同时对这种“理解并不一致的”
“新文化史”
谨慎地保持适当的距离。
他特别提示：“尽管我对历史研究中话语的解读、意义的追寻和诠释等的重要性深为认同，但也并不愿意就此放弃对呈现一定限度内的‘真实’历史经验和过程的努力”
，因为即使在这一看似新向的医疗卫生史领域，旧有的“社会结构和制度依然是理解意义和文化不可或缺的因素”
。
在余新忠的学术理路中，理论方法的新与旧并没有特别的优劣之分（并非像一些学者刻意两分对立的那样），他力主“打破两者的藩篱，以一种新的学术理念去呈现历史经验和脉络，省思话语的权力，追寻意义的解构和诠释”
②。
在著述结构和叙事风格上，余新忠没有落入时流中刻意“社会科学化”
的窠臼③，而以实证性方法从溯源寻踪入手；尤其对卫生概念本身的研究，从卫生语义起源入手，就其基本内涵的演变，历史性变动的开端、时代性变动的深化以及近代卫生概念的确立④等做了清晰而扎实的梳理。
我们可从中溯其渊源，辨其流绪，明其趋向。
此外，余著的架构和研究理念还体现了多学科视野和方法的综合。
余著的论题所及跨越诸多学科，在医疗史与社会史之外，还涉及制度史、观念史；即使卫生概念本身，在观念的演进过程中，它与公共卫生理念与机制的形成与建构，更多地与社会经济、制度以及城市化、现代化也密切相关。
因此，无论是研究范畴还是方法运用，乃至资料的选取和解读，多学科范畴与方法的融通与整合，至为紧要。
“更多地引入疫病和公共卫生社会、文化因素，立足社会，多学科、多部门、全方位、协同式地来解决卫生问题”
①，不仅是余新忠对现实问题的呼吁，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该论著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的取向。
近代以来，在西学的强势引力作用下，“社会科学方法治史一经引进，就成为史学界的新动向”
②。
晚近以来的史学发展多染此习尚，竟有束书高阁、游谈无根之流波。
余著以谨严的实证为根基，坚持“理论出于史事研究，不能让史事研究为某一种既定的理论所奴役”
③的史学诉求，在史实的梳理和史料的辨析中，表达并建构了独到的学理识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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