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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原因与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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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分化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近代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亡国灭种的紧迫感，清政府的政治昏聩，引起了绅士阶层的分化。
甲午中日战争使外患严重和内政黑暗充分暴露，它引起异常强烈的社会反响：“可哀哉中国，可怜哉中国!”
“庞大中国竟不能敌一蓑尔日本”
②，以致“国威丧削、有识蒙诟”
③。
民族灾难和耻辱比任何说教更为有力，它使人们懂得了“国事败坏，由于朝政昏谬”
④，“政府既已无可望矣”
⑤。
它使绅士们从封建政治文化的氛围中解脱出来，从事实实在在的事业——实业。
张謇由此“专意于实业、教育二事”
⑥，成为状元资本家；曾朴少年科第，也因《马关条约》奇耻大辱，觉悟到“中国文化需要一次除旧布新的大改革”
⑦。
绅士们虽有不同的等级身份，有不同的个人生活历程，却有大体相同的深邃执着的社会识见，这是社会历史运动的力量作用于个体人的顽强表现。
正是绅士们不约而同的实践活动，隐现着人类旨在探求的历史发展的必然。
近代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对于任何阶级和阶层而言都是同样的，不同的则是绅士阶层首先具备了分化的条件。
绅士阶层还是一个社会知识层。
当一个民族、国家受到文明程度较高的外国的军事、经济、文化侵略时，首先觉醒的是社会知识层。
只有具备了一定的文化水平，才有可能对两种交锋的社会进行真正的横向比较，才不至于永远囿于“蛮夷”
或“奇技**巧”
的狭隘观念。
张謇就是通过中外对比，洞悉中外大势，认识到“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而非广兴实业，何以取资以为挹注?是尤士大夫所当兢兢者矣”
①，才能“推原理端”
，认识到“不得不营实业”
②。
旧文化是新文化发展的基础，即使是传统的封建文化。
梁启超在《论中国之将强》中满怀希望地说：“其灼然有见于危亡之秋、振兴之道，攘臂苦口思雪国耻者，所在皆有”
，“后起之秀，年在弱冠以下者，类多资禀绝特，志气宏远，才略沉雄，嗟呼!谓天之不亡中国也”
!③梁启超所言足以说明社会注意力一般是集中于社会知识层的。
近代社会是走向开放、社会联系广泛的社会，从“老死不相往来”
，进而梯山航海，知识也就愈见其功用。
在封建社会，劳动群众绝少有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和机会，“穷陬僻滋，蠢如豕鹿，姓名不能书，条教不能读者，吾反见其如林鲫也”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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