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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时代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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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与文化遭遇“千古未有之奇变”
。
一方面，在西方资本主义商品的冲击下，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逐渐破产，固有的“士农工商”
的社会结构也在发生着错动。
向来居于“四民之末”
的商人地位得到提升，从商之人增多，且有士大夫步入商人行列，“同光以来，人心好利益甚，有在官而兼营商业者，有罢官而改营商业者”
③。
另一方面，传统教化体系面对着剧烈的社会变动，失去了维系人心的传统功能。
在专制社会中，社会规范是以维护王权的利益为基础的，教化体系所遵循的社会规范同样以王权的利益为旨归。
在清代乡村社会教化体系中，儒家学说成为教化所奉行的理论标准。
在晚清，这一标准本身正面对着自己难于解释的问题。
儒家学说提倡忠孝节义，重内心的修养与人格的锻炼，尊崇礼义道德对于治国的作用。
倭仁就提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④但是，实际上，尊崇礼义的上邦总是不敌持“奇技**巧”
的“夷狄”
。
于是，清朝实行乡村教化所奉行的社会规范本身就陷入了迷茫。
传统的教化体系开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其一，传统乡村教化组织趋于形式化。
在社会生活内容发生巨变的情况下，原有乡村教化组织未能及时应变，遂在时代发展中日趋形式化。
“今之保甲，虚贴门牌，隐匿不知，迁徙不问，徒饱胥役，即诩善政，民病盗喜。”
①同治元年（1862），顺天府尹林寿图无可奈何地说，保甲之法“虽已刻有成书，颁行州县，无如视为具文、虚应故事”
②。
在保甲制成为具文的同时，乡约组织也经历了同样的命运，早在乾隆时期就有人指出乡约宣讲的弊端：“其荷锄负耒之夫，贸易之子，并未有一人舍其本业前来听讲者。
间或行路之人，驻足观听，又于圣言之精义未能入耳会心。
在州县原不过奉行故事，而督抚开列首条亦不过遵巡旧文。”
③在近代，乡约宣讲更趋于形式，时人指出：“盖上无教化，则下多凉德，其士大夫鲜廉耻而日习于**侈，其民蔑伦纪而日趋于邪僻，见异思迁，有必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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