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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瀛寰志略》时代的“华夷”
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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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所形成的中外关系的认知,由“华夷”
到“中西”
话语模式的转变,显然构成了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基本前提。
放弃“华夷”
的表达不仅仅是“话语”
的转变,而是体现着一个时代的转折。
问题在于,《瀛寰志略》面对的却是一个完全的“华夷”
话语的时代。
对此,当时身临其境的外国人的感触是深刻而具体的:“这种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导致他们产生了一种荒谬的认识:他们是整个世界的主人;他们居住在世界最重要的地盘上,不在中国疆域内生活的人都是野蛮蒙昧的。”
①其时,中英之间的很多纠纷和争执,都与此相关。
如1834年8月间,英国商务总监督律劳卑与中国官员(广州知府、潮州知府和广东协台)会晤,关于双方的座次排列有过一番争执:中国方面在英国商馆的客厅里的布置是“将北面的上座完全留给中国官员,行商们则坐在东边,即旁座的上席;而把英国监督们——包括律劳卑男爵在内——的座位都放在西边,这不但是边座的下席,而且是背着英王的肖像”
②。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座位安放问题,至少英方看来,是“把他和一切外夷比作是天朝皇帝所任命的官宪脚下的尘埃”
③的一种鄙视。
所以,作为英方商务监督的律劳卑坚持更改座位布置,他采用了一张会议桌,将“自己放在主人的席位上,把三个上宾的席位留给那三位中国官员,第四席位留给监督处的一位同僚,并将秘书阿斯迭的席位放在长桌的末端,行商们的座位则未加更动”
。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
,“是一种唯一可能的或合理的布置”
,“但在当时则被视为一种太过分的平等权主张”
。
①
鸦片战争之后,“确认英、中两国以及他们的官吏和代表身份上的平等,是当中最主要的,并且几乎是唯一的一点。
……所以条约就被写成这样的形式并且还包括有这样的规定,以便把英国撤出进贡国之列并且把英国君主和她的官员置放在同中国君主和官员互相平等的地位上。
民族的平等是以条约的形式确认的”
②。
但是,英国人的这项要求并没有获得中国社会的认可,在鸦片战争后广泛而激烈的民族冲突中,朝野上下反而更加强化和突出了“华夷”
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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