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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显然，这意味着近代民族主义即将成为新时代的主导力量，而传统的“华夷之辨”
行将成为历史陈迹。
然此时，却已是即将告别19世纪而要进入20世纪的年代了。
因此，站在近代民族主义演进的时代高点上回视历史，我们又怎能不慨叹徐继畲《瀛寰志略》中超越时代的卓见!——还在举国皆为“华夷之辨”
的话语时代，它就已经超越了同时代的主流话语模式，孕育着具有近代性的民族主义话语。
首先，《瀛寰志略》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认知，置放在具有对等或平等地位的世界体系中，以抛弃“华夷”
话语，构建了从传统观念的“天下”
到近代意义的“世界”
的新的认知体系。
这种浸透在“世界地理”
知识建构中的思想认识，对近代中国思想和社会的触动与影响，比之于地理知识本身的影响而言，更为持久而深远。
当时人们对它的关注并不在地理知识本身，而更多地集中在“思想观念”
层面上。
因此，史策先写道：“立论多有不得体处……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
予初见此书，即拟上章弹劾之。”
②李慈铭在日记中斥责：“轻信夷书，动涉铺张扬厉……似一意为泰西声势者，轻重失伦，尤伤国体。”
③由此反证出《瀛寰志略》思想史的意义与价值，超越了它的地理学知识本身。
其次，《瀛寰志略》将学习西方的思想从“夷技”
层面隐约扩展到更深广的层面，为近代变革思想的提升、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源。
当时社会上涌动的进步思想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但是，这一思想的起点仍是“华夷"话语，即使更进一步的冯桂芬，也同样坚持着“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
原则。
它的逻辑前提是中国礼教远超乎西方之上，而只是“技术”
（或“治法”
——如冯氏思想）层面落后于西方；而“礼教”
恰恰是划分“华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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