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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狼性文化的反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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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决策机制造成的严重问题，华为凶狠的狼性文化，也使它遭到反噬。
首先是来自竞争对手的反噬。
中国通信发展史上，中兴是常常与华为被一并提起的双子星座。
一个寓意“中华复兴”
，另一个则寓意“中华有为”
，寄托了相同的使命愿景。
两个创始人侯为贵和任正非，都是来自军队系统，又在同一个城市创业，早年曾彼此惺惺相惜，曾经多次聚在一起，讨论民族通信事业崛起的道路。
但是随着双方发展壮大，竞争日趋激烈。
中兴的创立比华为还要早两年。
1982大裁军，造成了任正非复员转业，也导致军工厂订单大量减少，不得不自谋生路。
1985年，航天691厂技术科长侯为贵被工厂派到深圳成立了深圳市中兴半导体有限公司，这就是中兴通讯的前身。
说是半导体公司，但实际上当时做的是电子表、电子琴的加工业务，一年就赚了35万元。
第二年，侯为贵用做贸易挣来的钱成立研发小组，专攻交换机领域，3年研发出程控交换机。
1993年，侯为贵等技术元老自筹资金，与691厂、深圳广宇共同组建中兴通讯，在国内开创了“国有控股，授权经营”
的全新模式。
1996年，中兴、华为都走上了发展快车道。
但是由于双方的产品高度重合，成为最直接的竞争对手。
任正非用军事理论指导市场竞争，侯为贵同样出身于军队系统，华为所用的方法，中兴同样用得纯熟，双方是你来我往，针尖麦芒，斗得不亦乐乎。
战火从争夺客户的竞争开始爆发，一直延烧到研发领域，甚至还出现了间谍战和情报战。
这两位创始人还真是把军事理论都应用到商战上了，把商战玩出了“无间道”
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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