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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嘴八舌，要自己动手印刷，等等，一系列的计划。
一半人在大街上走了一夜，另一半人在我家聊了一夜。
那会儿，就是爱诗、爱艺术，兴奋与反投降，根本没想到政治的阴影——政治和诗有什么关系呢？
五
一九六三年进中央美院。
中央美院有个诗社“蒲剑”
——借屈原故事命名，是文怀沙先生所题。
前任社长是范曾，我和白汝博接班。
在“蒲剑”
朗诵会上，范曾吟唱了郑板桥的《道情》：老渔翁，一钓竿……团委书记赵更生认为范曾是复古，皱皱眉头，要我朗诵现代的。
我只能照念老马。
老赵更皱起眉头。
我出来，在走廊见到范曾，俩人握手大笑。
我们都不是当局的好孩子。
六
“太阳纵队”
的确开过一次成立大会。
那是在老北师大的筱庄楼。
参加的人有：张文兴、张新华、董沙贝、于植信、张振洲、张润峰和我。
由我起草了组织章程，其目的无非是振兴中华民族文化。
我们打算每月搞一次沙龙，墙上挂画，朗诵作品，形成强力集团，打入社会。
那个阶段我写了独幕剧《对话》、电影剧本《孔雀石》和一本短诗集。
然而，不几天后，组织自行解散。
郭士英（那时在北大哲学系读书）他们的沙龙要去法国，被破获，全数被捕。
凛冽冬风百草散，我们立刻停止了组织活动，化整为零。
七
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五年，地下艺术沙龙的压力越来越大。
画家袁运生的毕业作《水乡的回忆》，被视为西方资产阶级艺术观的产物。
《美术》杂志登了这张画，学校里剑拔弩张。
这张巨幅油画被搬出藏画楼，堆在乒乓球室，准备批判。
袁运生、丁绍生、张士彦三个叛逆型画家，和我们都是铁哥儿们。
当时袁运生已去了吉林，还不知道要大祸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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