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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之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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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安石眼里，后生苏轼是一介文人，在政治上尚不足以指手画脚。
然而，苏轼有自己的基层体验。
在凤翔任职签判的三年里，他曾跑遍凤翔的每一个县衙，每一处村落。
在老家眉山丁忧时，他对维系生活世界的风俗与道德，做了大量细致的考察，进而得出结论：风俗之厚，道德之淳，对国家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风俗、道德和民心，乃是国家的柔性实力。
社会“礼崩乐坏”
，道德沦丧，弱肉强食，势利风行，老百姓的生活失去安全感和方向感，惶惶不可终日，国家又怎么能够长期富强？
苏轼以民为本，王安石以国为本，二者矛盾了。
苏轼官小，王安石官大，但小官处处反对大官，弄得大官非常头疼。
俗话说人微言轻，苏轼却是典型的官小声音大。
这里有三个原因：一是他与欧阳修、范镇、富弼等朝廷重臣往来密切；二是他语言功夫超一流，极富煽动性；三是他能直接给皇帝写信，前后两封长信《上皇帝书》和《再上皇帝书》，言辞异常激烈，充满了火药味儿。
苏轼敢于做斗牛士，狠斗牛形人王安石。
他讲究斗争的策略，瞄准进言的时机，是个身形优美而潇洒的斗牛士。
有一天，神宗皇帝突然在便殿召见他，问以国策。
他一点儿不客气，当面批评神宗：“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
神宗听了很不舒服，却好歹忍住了，温和地说：“卿三言，朕当熟思之。
凡在阁馆，皆当为朕深思治乱。”
皇帝的单独召见，令苏轼兴奋不已，逢人便讲。
王安石听到了，顿时心下不悦，吃饭摔筷子，喝茶吹胡子……
神宗是个奇怪的年轻人，一面大权独揽，一面又想倾听大臣们的意见。
毕竟变法事关重大，他和唐宪宗一样，想做中兴之主，重启国运。
他有重用苏轼的念头，于是征求王安石的意见，王安石明确表态：不可。
神宗只好作罢。
龙椅上的年轻皇帝，正是重用王安石变法的关键时刻，不得不对“拗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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