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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八日，历时一百二十多天的“乌台诗案”
结案：苏轼以团练副使贬黄州，不得签书公事。
涉及此案的大小官吏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驸马王诜，责授昭化军节度行军司马；苏辙贬官筠州，为酒监；王巩被贬到岭南宾州；张方平、李清臣各罚铜三十斤，司马光、范镇、陈襄、李常、黄庭坚等各罚铜二十斤。
从案发到结案，爱戴苏轼者喜极流泪，小人则向隅而叹。
当时就有《乌台诗案》一书刊行于世，可见影响之大。
赵宋立国以来，这是第一次震动朝野的文字狱。
整个过程像一部大戏，一波三折，悬念**迭起，各色人等活跃。
元丰三年（1080）的正月新年，汴京城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鞭炮声响，苏轼在御史台士卒的监视下，离开京城，赴湖北黄州。
他的长子苏迈，徒步跟随。
这个刚刚二十一岁的青年，从小过着安逸的生活，在这一年里，却突然成长起来。
即使是苏轼，也对这个儿子赞赏有加。
然而，由于连累了许多朋友，苏轼自责不已，他在《出狱次前韵》中写道：“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尤其是贬官最远、责罚最重的王巩，苏轼每次念及，内心便哀叹不已。
王巩出身富贵，乃名相王旦之孙，被贬官宾州期间，殇一子，自己又几乎病死。
对此，苏轼愧疚不安，他先后写过许多书信给王巩。
幸而王巩天性豁达，在宾州虽然生活艰苦，却能够养心怡情，自得其乐。
因正直的品格，以及与苏轼兄弟的真挚友情，王巩也为同代人以及后世之人所欣赏。
苏轼劫后余生，有许多现实的问题需要考虑。
他与弟弟同时贬官，两家都面临迁徙的动**，一家老小如何安排？苏轼作为犯官，来去没有自由，只能写信给弟弟，让他到陈州进行商量。
陈州是去黄州的中途站，再加上文同去年在陈州病逝，后事尚未料理，因而陈州便成了苏轼必去之地。
苏轼到陈州后，多方借钱凑银，让文同的灵柩得以归四川老家。
而苏辙到达后，兄弟二人匆匆议定家事，又只能匆匆分别。
相聚时光短暂，苏轼去黄州前途未卜，苏辙很是担心兄长。
见此情景，深处苦难的苏轼不肯沉溺于悲哀，反而安慰弟弟，黄州虽然偏僻，却也是安身立命之地。
就这样，得意时不忘朋友、倒霉时惦记亡友的苏轼，辞别文同家人，告别弟弟苏辙，继续上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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