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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太后看后，明白这是朱光庭刻意挑起事端，所谓“谤讪先朝”
不过是官场打击异己的手段，但因其是谏官，而宋朝一直有尊重台谏之官的传统，便未对朱光庭进行追究，并再次下诏为苏轼免罪。
然而，朱光庭不肯罢休，继续上书攻击苏轼，认为其罪不可免。
见此情形，苏轼的同乡好友、殿中侍御史吕陶也站出来了，弹劾朱光庭“假借事权以报私隙”
。
事情发展至此，不过是程颐的弟子为老师“报羞辱之仇”
，而苏轼和吕陶反击自卫。
然而，由于苏轼深处官场中心，回汴京后一路平步青云，大有在司马光、吕公著之后拜相的势头，这让那些对宰相之位垂涎欲滴的同僚颇为忌恨。
再加上苏轼反对全面废除王安石新法，因政见之争也得罪了不少人。
因此，牵扯到利益关系的大臣们便借此机会联合起来，全面围攻苏轼以及为苏轼辩解的官员，元祐党争由此爆发。
见同僚抓住策问一事围追堵截，苏轼也渐渐明了其中的利害关系。
他回京后原本一心想报效朝廷，但此时却深感无奈，只愿早日脱离这场混乱。
于是，他先后四次上书，请求外调。
然而，他不但没能离朝外任，反而被高太后召见。
高太后晓之以理，告知神宗对他的赏识，并嘱咐道：“内翰，你一定要尽心侍奉官家，以报先帝的知遇之恩呀。”
同时，高太后也将御前的金莲花烛送给苏轼，表达对苏轼的礼遇。
对此，苏轼心中十分感动，更加勤于公事。
然而，苏轼具有高远的政治理想、不同流俗的品格、独立的精神气节，这注定与当时党争不断的政治现实和以权谋私的利益团体，无法交互融合。
他依然不断受到以程颐和朱光庭为首的洛学派、以刘挚和刘安世为首的保守派、以吕惠卿和章惇为首的变法派等政敌的攻击。
他们似乎铁了心要驱除苏轼，接二连三地进行弹劾。
长此以往，苏轼心力交瘁，疲于应付，他一再请求“早去”
，以免“倾危”
。
终于，元祐四年（1089）三月十六日，朝廷准许苏轼外调，令其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任浙江西路兵马钤辖，即管辖隶属于浙江西路的六个州郡，同时兼任杭州知州。
这距离苏轼于1085年回到汴京，不过短短四年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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