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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使政教相连的传统政治理论和耕读仕进的社会变动落在实处，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体制（institution），其废除不啻给与其相关的所有成文制度和更多的约定俗成的习惯行为等都打上一个难以逆转的句号，必然出现影响到全社会各层次多方面的后果。
但清季人在改革和废除科举制时基本只考虑到其教育功用（这样的认知本身就是传统中断的一个表征）并试图加以弥补，科举制的其他重要社会功用一般不在时人考虑之中，自然也谈不上填补，其社会后果却是长远的。
废科举最深远的影响是导致以士农工商四大社会群体为基本要素的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解体，而在此社会变迁中受冲击最大的，则是四民之首的士这一社群。
废科举兴学堂的直接社会意义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切断了“士”
的社会来源，使士的存在成为一个历史范畴，而新教育制度培养出的已是在社会上“自由浮动”
的现代知识分子。
士的逐渐消失和知识分子社群的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最主要特征之一。
四民社会的解体使一些原处边缘的社群（如商人和军人）逐渐进据中心，更可见边缘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社群在政治上的明显兴起，而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则处于一种日益边缘化的境地。
本文拟将中国传统社会中原居四民之首的士在近代向知识分子的转化、知识分子在社会学意义上的边缘化以及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这一连续、相关而又充满变化的社会进程纳入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理路和西潮冲击下整个近代中国的巨变这一纵横框架中进行考察分析。
在缺乏大量个案研究的情形下，本文只能尝试提出一个走向框架性诠释的思路。
由于现存社会统计资料的不足和不准确，本文在研究取向方面，特别注重思想演化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从当时人的心态变化入手来反观社会的变动，希望能有进一步的认识。
[1]本段与下段，参见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载《独立评论》，第18期（1932年9月18日），10～13页。
[2]参见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载《二十一世纪》，第6期（1991年8月）；更系统的论述参阅Ying-shihYu，“TheRadioftheTweury，”
Daedalus，122:2（Spring1993），pp.125-150。
本文的思路受益于此两文者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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