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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国会的无效率和腐化皆不让晚清政治，民国政治反不如清成为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大量士人的共同陈述。
结果，在中国人心目中“西方”
不再是一个整体的“美好新世界”
，而是良莠并存（当然对多数中国士人而言仍是学习的榜样）。
在“西方”
分裂的同时，中国与实际为西方所主导的“世界”
的关联却日益紧密。
从马克思主义得到灵感的伍启元认为：“在我们的时代，蒸汽机和火轮船已把整个世界打成一片，我们再休要梦想我们可以离开世界而生存、我们可以超出帝国主义的世界而独立。”
近代“客观的条件已使中国不能闭关自守”
，如果“站在整个世界的立场来说，无疑地中国已是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一个构成者了”
。
结果，中国“现代社会变革的一大特征”
即“国际资本主义者依照自己的模型改造中国”
；而中国思想界的发展，也“全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精神为中心”
，即中国学术思想“以迎拒西洋资本主义制度和它底文化精神为核心”
。
[5]
那时外部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中国的影响是明显的，一方面日本在华影响因“二十一条”
而衰落，另一方面俄国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另立山头，此时对西方文化了解较多即知道“西方”
之中本有许多歧异的留美学生开始较大规模地返国，西方的不一致性遂在中国得以凸显。
伍启元注意到：“社会主义的苏俄宣告成立，中国社会的变革就因而更觉复杂。”
[6]如果说伍氏就此提出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对一般人或太抽象，不久苏俄使馆在北京的建立却是人人可见的一个具体实物象征，以条约为表征的帝国主义在华体系已被打破，“西方”
的确是分裂了。
当然，造成“西方”
在中国人心目分裂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西方人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开始反省自己的文明。
可以说，西方的分裂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一大变化。
对多数中国人来说，以前“西方”
基本是个整体，主张或反对学西方者大致均如此认知（他们均关注中与西的对立或对应关系）；试图将西方分而学之的取向实践上虽不断在做，但理论上却一直未能成功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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