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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条”
的提出使中国人摈弃了以日本为学习的榜样，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人向外国学习的大潮此后逐步由陈独秀所说的“拿英美作榜样”
转向“以俄为师”
。
前者是短暂的，后者则相对长久得多。
美国在华影响的一度上升有多方面的因素，学者型的驻华公使芮恩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2]恰来中国讲学的杜威颇具影响，而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主张各民族自主的“十四点计划”
在中国更深得人心。
这一切都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发生了变化，和会的结果不但是五四学生运动的直接造因，更影响了中国士人选择“学习榜样”
的长程转移，最能体现国际风云对中国思想的强大冲击。
列强势力因世界大战而改变，巴黎和会提供了一个按势力消长来重新划分各国在世界秩序中地位的机会。
和会同时面临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俄国这一新事物对世界资本主义体制的强有力挑战，俄国虽然未参加巴黎和会，却存在于绝大多数与会者的头脑中。
当列宁对全世界劳动者描绘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时，威尔逊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他著名的“十四点计划”
。
两人都提出了民族自决思想这样一种国际秩序的新观念，在不同程度上都反对既存的帝国主义国际秩序，所以两者对受帝国主义侵略国家的人民皆有很大的吸引力。
但双方也存在对追随者的争夺问题，其关键就在于谁能真正实行民族自决的思想，或至少推动其实行。
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最后决定使一度对美国的帮助寄予厚望的中国朝野大失所望，强烈地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五四学生运动因此爆发。
从学理方面看，新文化运动最显著的标志性口号是“赛先生”
和“德先生”
。
我们今日提到“科学”
首先联想到的大概是数理化一类学科，但五四人更注意的是科学的“方法”
和“精神”
。
在时人眼中，胡适鼓吹的“实验主义”
和陈独秀提倡的“辩证法的唯物论”
，同为近世最重要的“科学方法”
，30年代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者多持此见。
伍启元认为：“实验主义的引进，可以说是中国思想走上科学大路的新纪元。”
陈端志也注意到，实验主义“是五四时代最得中国知识分子信仰的一种主义”
。
更因“美国实验主义的领袖杜威恰当五四运动时跑到中国来，实验主义便趁着五四**，弥漫于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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