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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学理言，民族主义有着明显的输入特色。
然而即使其外来思想资源，也大体类似梁启超论清末中国“译述之业”
的特点，其输入多表现为“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
。
[3]而其本土思想资源也具有相类的特点，缺乏学理性的整理与整合。
广义言之，民族主义不仅仅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主义”
。
人类学家纪尔兹（Cliffeertz）在研讨“二战”
后独立的“新国家”
时指出：“民族主义不仅仅是社会变迁的附产物，而是其实质内容；民族主义不是社会变迁的反映、原因、表达、甚而其动力，它就是社会变迁本身。”
[4]英国左派史家奈恩（TomNairn）也认为，民族主义指谓着现代国家政治实体的一般状态，与其说它是独立于此的另一种“主义”
，毋宁说就是政治的和社会的思想风气本身。
而学理方面的民族主义理论，即在此广义的“民族主义”
的不规则影响之下。
[5]
这样，本文无意在术语或概念的界定上做文章，主要从思想的社会视角考察，注重民族主义的载体即“民族主义者”
[6]的角色和作用，尽可能见之于行事。
先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域外民族主义的异同略作辨析，继考察其以激烈反传统和向往“超人超国”
为特征的特殊表现形式，并通过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的复杂曲折关系，论证其所包含的抗议与建设两个面相，检讨地方意识与国家统一这两个冲突的因素怎样在政治运作中互动，希望能使我们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认识和理解，较前稍进一步。
[1]参见Perspectives，32:8（Nov.1994），pp.1，8-13.
[2]参见ArthurWaldroheoriesofNationalismandHistoriation，”
WorldPolitics，37（April1985），pp.416-433.
[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920年），朱维铮校订，97～9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4]Cliffeertz，“AftertheRevolutioeofNationalismies，”
iheIionofCultures，BasicBooks，1973，pp.251-252.
[5]TomNairn，TheBreakUpoftheBritain:dionalism，2nded.，London:NLB，1981，p.94.
[6]相当一些人并无民族主义者的自我认同，甚至可能不接受“民族主义者”
的认同，其实也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不过或不那么自觉，或在意识层面对这一认同有所保留，这些人仍会纳入考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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