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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旧的“自治”
与不同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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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今中外的历史看，不论在什么意识形态指引之下，国家机器本有一种扩张的自主性，若不从观念和制度上有所约束，其扩张往往直指民间。
首当其冲的，正是今日所谓“社会”
。
杜亚泉在1911年初指出：“国运之进步，非政府强大之谓。
不察此理，贸贸焉扩张政权，增加政费，国民之受干涉也愈多，国民之增担负也愈速。
干涉甚则碍社会之发展，担负重则竭社会之活力。
社会衰，而政府随之。”
[1]他以新的术语重申了民富国安的传统思路，特别是指出了“国家”
对“社会”
的依赖，实深有所见。
这样的睿见，在当时或有些超前，此后也很少引起注意。
胡思敬在1910年便指责说，国家直接插手社会事务，严重损毁了社会的活力。
在“新政未兴之前，民间相率敛钱，以成义举”
。
从孤寡废疾到水旱盗贼，以至桥梁道路，舍药施茶，“莫不有会”
。
教育有机构，诉讼也有相应的调节机制。
“盖不必张树地方自治之帜，摇炫四方耳目，而各府州县隐然具一自治之规。
自新政大行，民气日嚣，渐藐官长，何论族邻！
公产尽为豪强吞并，一切义举，刬破无遗。
而地方自治之基坏矣！”
[2]胡氏以不喜欢新政著称，但其观察并非无因而至。
新型地方自治的倡行，却毁坏了既存地方自治的基础，真是一个吊诡意味（paradoxical）十足的结果。
新的“地方自治”
乃是“筹备立宪”
的要项，也正是在自治的推进中，时人感觉到了新体制的冲击。
当时度支部曾通饬各地，自治不得动用官款，否则与自治之义不符。
孟森则以为，所谓官款，并非“官之自款”
，而是取自民间，不说是“民款”
，也应视为“国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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