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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去火的过程，就是“养气”
的过程。
一个人的精气储于。
肾囊，一个国家的精气则蓄于精英。
因为古往今来的历史反复证明：精英是社会发展的引擎。
读者或许要问：“你这么说，把苍生百姓置于何处？殊不知，得民心者得天下。”
话是这样说，但民心的落实，还得靠精英做他们的代言人。
皇帝——精英——百姓，这三者若能有机地统一，则国家稳定，社会和谐。
这虽然是现代政治的理想，但此一观点的提出，却是中国古代的哲人。
是贤人在朝还是贤人在野，是古人判别政治是否清明的一个重要标准。
贤人，即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精英。
一个国家、一个政权，要想养出自己的“浩然之气”
来，首先就是要培植和善待精英阶层。
毋庸讳言，当今之世精英的含义已经恶俗化。
一些富商、名人、政府工作者被视为社会精英，而广泛受到追捧。
但老百姓（也就是弱势群体）并不买他们的账。
因为他们身上并不具备精英人物的三个前提：道德自律、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
我之所以将精英比之于贤人，是因为古代的贤人，其地位仅次于圣人。
比之达人、才人有着更高的影响力。
圣人是指出人类生活方向的人，贤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人。
圣人书写人类的历史，贤人书写社会的历史。
所以说，贤人在朝就政治清明。
观诸明朝，我不能不感到沮丧。
因为历史的机缘，农民出身的朱元璋依靠武装斗争夺取了政权，创建了大明王朝，由于朱元璋狭隘的农民眼光，他几乎从一开头就排斥精英。
尽管从他留存下来的各类谈话与谕旨中，我们看到一个“思贤若渴”
的圣君形象。
但实际情况是，他眼中的精英，实际上是能够替他管理国家的各类专才。
在明代的制度创立中，他过分相信自己的道德判断。
这个在田野与寺庙中度过童年与少年，在战场上度过青年与壮年的皇帝，几乎不具备宽广的历史视野。
苦难与杀伐的经历，使他的性格粗鄙化而缺乏作为统治者必备的儒雅。
这样一来，他始终对读书人怀有猜忌与仇恨。
终明一代，只有两个读书人获得封爵，一个是刘基，被封为诚意伯；一个是王阳明，被封为新建伯。
这两个人，是典型的贤人、精英，但他们的受封，不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学问，而是因为他们的军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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